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日本文部省虽自明治初年起便负责管理并对外派遣留学生,但在其后近30年间从未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随着日本帝国大学中分科大学的设置、讲座制的引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自1899年起对华派遣留学生,从而开启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其中服部宇之吉便是名副其实的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至1920年通过派遣留学生补充各新建大学师资的目的基本达成后,文部省又废止原有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但与前期变化不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爱与怨的纠结——郁达夫留日作品的双重抒写

有着近十年日本留学经历的作家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留日作品中对异国形象的个性化抒写,对于研究近现代留学生对祖国对异域的双重矛盾心理具有重要文化意义。本文从郁达夫自身经历出发,结合社会现实和作品形象,研究一代留学生对祖国、对日本爱与怨的复杂心理。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考略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在遣使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派遣七名留学生来华留学,是为近代日本中央政府对华官派留学生之始。通过挖掘中日双方的原始档案记录,并与时人日记互证,对派遣原由、人员构成、来华经过、在华活动、召回之争及影响等史实加以考证,梳理、钩沉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来华留学之史实。     

试论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1871—1931)

近代以降,日本外务省为培养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派遣留学生来华。具体而言,外务省自1874年将留学生安排在北京学习,是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83年制定《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派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随后10余年间,留学生派遣制度在留学生选拔、在华培养及期满后安置等方面日臻完善;至1894年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时,将留华学生派遣纳入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制度框架;1919年又改将留华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但以失败告终。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与近代中国之关联不可小觑,且培养出大量外交人才,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受制于日本侵华政策,其最终沦为侵略附庸,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     

“改造旧村”活动

王拱璧(1886—1976)河南西华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期间在河南组织武装起义。1917年赴日本东京留学,任河南留日学生会会长、中国留学生会总干事。留日期间,曾回国参加“抵货运动”(与日经济绝交)及五四运动。1920年归国后,响应当时进步青年“到基层     

清末民初留日医学生报刊传播西医活动述论

文章以留日医学生报刊为中心,对清末民初留日医学生传播西医活动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努力复原留日医学生＂学医＂和＂传医＂活动的真实面貌,进而管窥留日医学生及其创办的报刊在中国近代西医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清末民初,大批爱国志士心怀医学救国之梦,东渡日本学习现代医学,标志着国人被动接受西医的终结。赴日医学生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致力于德日派西医体系的传播。德日派西医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虽然没有英美派西医的影响力大,但是也为中国医学的近现代转型做出重大贡献。赴日留学生报刊对开启民智,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战前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的矛盾冲突考略

从1896年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大约达到11万人,而在各类学校毕业的却只有1．1万人。同时,在留日历史上,留日学生曾多次决议集体回国。为什么世界上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日本,不能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国家的亲善感情呢?可以认为在这个时期,民族纠纷、政治冲突是中国留日学生和日本发生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伪满派遣的留日学生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该伪政权采取了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以便训练为日满合并效力的骨干分子,培养汉奸政权的中坚及接班人.除以各种形式派遣公费留学生外,还重用留学回国人员.1936年末,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各主要城市举行第一次留学生考试,卒业者全部被伪政府及各特殊会社录用.从而使留学日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职位的诱惑下,一些青年乐于赴日镀金.更有一些汉奸亲日分子,为表其对日本侵略者的忠心,都积极地将子女送往日本.由此造成了公费、自费留日者络绎不绝,人数大大超过关内同期留日学生数的现象.据1936年“日华学会”统计,在5909名中国留日学生中,伪满的学生有1833人,几乎占到1/3.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清末“山西卖矿”在日泄露始末

1905年,清廷屈从帝国主义压力,进一步将盂县、平定、潞安、泽州全部矿权出卖给英国福公司.福公司要求封闭平定人民煤窑,引起山西各界反对,纷纷电请清廷,要求收回矿权.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得知晋豫秦陇四省留学生借李培仁蹈海身亡之事,举行了一个规模浩大的声援会,人数多至千余,有中国18省留日生及章太炎、胡汉民、张凤翔、王印川等知名之士参加.然而,东京留日生是怎样迅即得知山西各界争矿一事的呢?有人说“山西绅商给留日生写了一封急信”,还有人仅仅说句“消息传到东京后”便一略而过.总而言之,言者都是含糊其辞,读者更是难得其详了.实     

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置日本战犯成为同盟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在二战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拟从《中央日报》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相关报道中来管窥国民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     

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文以抗日救亡活动为研究取向,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7年抗战军兴为探讨范围,就海外留学生的救国活动、心态、方式,效果及其意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一留日学生及其爱国运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后。然自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这一段中日关系史,不啻是一部日本侵华史。留日学生因身处日本,对日本政府的侵华策划和日本国民由潜意识中反映出来的轻视中国的心态,感受极深,因之更能激起其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早在1905年,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留日史上的第     

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长

日本人阿部仲麻吕(公元698-770年)是古代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阿部仲麻吕自幼聪敏好学,18岁被选为遣唐留学生。717年,阿部等500多名留学生和留学僧,不畏惊涛骇浪,乘船来到开元盛世的唐代京城长安,学习先进的唐代文化。     

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七七事变后,主要激于爱国义愤,欧美留学生的近半,关内留学生的几乎全部,毅然回国,投入抗战洪流之中,在教育、科技、文化等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有2500名左右滞留海外。战时,鉴于外;12的紧缺和战后的需要,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经历了前严后松的变化,约有1500名学子被派赴海外,主要前往美英。与此同时,沦陷区各伪政权积极推行留日奴化教育,连同台湾,约有1．8万人前往敌国。整个抗战时期,这两万余名在海外的学子,情况各异,总体上说较为艰难。然而多能刻苦攻读,故成绩斐然,对抗战的胜利和世界科技的进步、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留日士官生与晚清军事现代化

晚清以降,积弱不振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被动地迈开了富国强兵的步子,接连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生,专习陆军,这些留日士官生在学成归国后,被充实到各个军事部门。他们无论在主持军事教育,还是在充任现役军官方面,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王奇生在３０年代的留学界,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约占当时出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与欧美留学生相比,留日学生因置身敌邦,外受日本军阀的压迫,内忧故国家园的陆沉,对国难感触最敏锐,其民族情绪最激昂。本文试以１９３１－１...     

辛亥张耀堂西昌起义始末

西昌地处边陲,在交通不发达的清末民初,对省内外消息往往闭塞,就是政府官方大事也经常迟到。虽然为此,但自清光绪二十七(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仅西昌市竟有留学生32名,留日留法均有,尤以留日居多,归国后成了国家有用之材,不少成为孙中山同盟会分布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的积极分子,直接参加武昌起义者不乏其人。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