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曾经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较为坚决的斗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这场革命斗争中,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并且形成了某种行之有效的反帝外交策略,即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分化帝国主义反华联合战线的策略。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撑过最黑暗的日子中国:孤独的抵抗者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国共双方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分别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对未来战争走向的判断,采取了一系列发动、组织全国抗战的措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作为当时中国形式上的领导者,国民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整体上正确的决策,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多年期望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

卢沟桥事变是一次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突发性事件。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危机,在做应战准备的同时谋求和平解决,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直至被迫进行全面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从总体上看符合当时的国情,捍卫了国家利益,顺应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迫切要求抵抗外国侵略的时代潮流,应该予以中肯的评价。     

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最初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事件,但仍在中国提出外交呼吁前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希望能联合行动,共同劝解中日不要升级冲突。此即英国第一次联美尝试。英、法均认为美国的参与非常关键,但美国却通过赫尔声明表明无意参与调停行动。在英、法劝解下,中国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呼吁,亦是希望美国能发挥作用。国民政府虽然表明了和平的诚意,但日本意在夺取华北,而这触碰了国民政府的底线,中日冲突不可避免。英国为了化解即将爆发的战争,再一次作出了联美尝试,而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     

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兼论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废约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抗争的结果，但政府的外交行为是实现不平等条约废除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在评价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时，不应从其政权性质出发，而应从史实出发；也不应只着眼于废约中所遗留的问题，而应明白外交上全瓿的可能是极少的。对国民政府在废约上的作用只能从它是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还是收回了权益这一角度来评价。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民政府的腰杆 ,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 ,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 ,它重新同美、英交涉 ,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 ,则是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力 ,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 ,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为中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     

唐生明“卧底”始末

卢沟桥事变后,亲日分子活动更加猖獗。汪伪汉奸集团在东洋刀的庇护下,积极活动。1940年3月底,大小汉奸在南京粉墨登场,宣告成立汪伪傀儡政权,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唱开了对台戏。     

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退让

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退让黄建远收回香港的契机１９４２年，国际形势突变，中国出现了收回香港主权的有利时机。众所周知，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的开始，西方大国，尤其是英美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法西斯德国，在远东地区采取绥靖妥协政策，容...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战况演变与抗战特点

<正>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日本的战略意图是先占华北,再与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作战,防止蒋政权西迁,迫其投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等出版

<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上、中、下)、《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下)、《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外交档案选辑》,于2016年底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该汇编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收录中国第二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应付不时之需,从人事、法规和物质三个方面为战时征用民船做好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修订法规,征用了大批民船用于构筑水上封锁线和军公运输,从而保证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府、企业西迁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但由于在征用过程中的准备不足、管理的缺失和制度的不落实,对当时的长江航运业和民众生活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