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追忆（七律）

作者是1964年下乡到市郊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1971年底招工离开农村。他以其亲身经历,以格律诗的形式,完整地追记了从下乡插队到招工进城这一时间历程。这里,有涉世的单纯,劳作的辛苦、生活的磨砺、农村的认知、思想的变化……。读之,对了解、认识、丰富、深化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定会有作裨益。     

中国第一个“世界优秀农民”——胡国华

1969年3月,18岁的胡国华从上海下乡来到格球山农场。1976年,下乡7年的胡国华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黑龙江农垦学校学农学。1978年,胡国华毕业后,又回到了格球山农场。他看到和自己一起来的知青一批批地走了,却心静若水地看书学习,搞他的科研。不久,他与农业专家孙绍斌女儿孙丽文建立了恋爱关系。就在大批知青返城的高潮中,胡国华放弃了回上海接父亲班的机会,调到了友谊县境内的红兴隆农管局科研所,从事大豆育种。从事研究实在辛苦、乏味,春播时数大豆,装袋标明品种,用线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     

背粪筐的是大师

相声大师侯宝林曾把笑声带给千家万户,逝后,人们无尽地怀念他。本文披露一段侯先生1964年下乡到北京密云县河南寨村达一年之久的鲜为人知的往事。     

万钢六种

从下乡青年、留学生、工程师、海归、校长到部长这是一个坦率得让人惊讶的人。指着办公室一大柜子书,他承认自己“大部分都没有读过”,因为太忙,尽管每天早晨八点就进了办公室,但下班的时间却从未没确定过,所以,他只能将看书的时间放在飞机和火车上。     

这里有泥土的芬芳--序井石中篇小说集《古堡的主人们》

井石将他中篇小说集《古堡的主人们》的一摞清样和一页信托人转交给了我。信中说他去兴海县下乡了,请我给他即出的集子写篇序。还说,托人转交,是为了排除我推托的可能。我们是文友,相知多年。为他的新作写序应该是责无旁贷。此前,也曾为他写美国友人柏大卫的长篇纪实《故乡故事     

下乡,他成了养花大王

城里生,城里长,一次意外,使他与大学擦肩而过。按父母的想法,应该在城里学点手艺,然后找个工作,谋个职业,再成个家。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离开了家、离开了城市,下乡养起了花,当起了农民,而且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花大王,他就是辽北有名的养花大王——张权林。     

建国初期土改中民主人士下乡政策及原因

建国初期新解放区开展了土改运动,但不少民主人士对土改运动持疑虑、不满甚至抵制态度。中共中央发现此问题后出台了民主人士下乡政策。减少土改运动阻力和教育与改造民主人士是出台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决策民主人士下乡是中共中央教育与锻炼民主人士,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进而对民主人士成功建立统一战线的结果。     

亲切的草原人

一 这次和王可一起下乡是给他当向导,他要收集一些草原上好汉的故事。元月的甘青草原上,背阴处的雪山总是近在跟前又远在天边,地面上鲜花盛开,黄色、白色、蓝色、紫色,唯独没有红色。我们首先去的是一个     

万里教子务农记

１９６２年秋季的一天，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新添了一位讲普通话的年轻人。他穿着朴素，浓眉下一双黑眸忽闪忽闪地透着机灵，嘴边胡子青青的，说起话来带着顽皮的笑。人们一打听，才知道他叫万伯翱，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的大儿子。原来万伯翱高中毕业后未能升入大学，万里同志就鼓励他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乡参加农业第一线生产劳动，到黄泛区农场当了一名普通的农工。当时，万伯翱刚刚１８岁，职工们都亲切地叫他“小万”。 “黄泛区”，这在过去是一个苦难、贫穷的代名词。１９…     

冯强 做一名尽职尽责的西藏林草人

转眼间,冯强已经到西藏工作两年零六个月。作为一名援藏干部,35岁的他显然是年轻的,可他的专业学识却让他在自己工作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年底工作特别多,前几天还在下乡调研……好在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刚见面,冯强就对采访之约的一推再推表示歉意。     

高考那天,我忘带准考证

正路遥的《人生》,写的是回乡知青,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一个人生的变化过程。这是本文主人公最喜欢的小说和电影,反复看了很多遍,他说,那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很多回乡(农村户口回到乡村为回乡,城市户口到乡村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写照。所幸,他的命运因为高考的     

记遵义解放前后

1949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湖南进入贵州边境,4日解放天柱,国民党军队整师、整团的弃甲曳兵而走。7日,国防部长阎锡山电令贵州省改隶华中长官公署辖区,并由广西和四川抽调部队协同“围剿”解放军。在这形势紧张的时候,遵义杰生中学同事姚世达于10日下午来对我说,“大哥（指陈铁）要我告诉你,专员卢杰对他说,要捕杀你,他要你即刻下乡去避一避。明天大哥有大卡车运一些家具回他家西坪乡下,我和你一同搭车下乡。”11日早上,我在升旗台上对学生们说,不要惊慌,安心读书。等学生进了教室,卢训育员照例去点名时,我一口气跑到…     

馆校合作视域下的博物馆送展下乡工作研究——以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为例

送展下乡是文化下乡的重要环节,是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要求,应当得到高度重视。馆校合作送展下乡既能充分利用学校的人才资源,也能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是一项博物馆、学校、乡村互利共赢的事业。近年来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强化服务理念,探索送展下乡的途径,逐渐建立起了送展下乡的长效机制。     

回忆我的父亲张闻天(下)

父亲不是总书记的日子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父亲还是总书记,应当主持中央工作,但是他把精力已经转到宣传教育方面去了。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父亲退得比较彻底。为了彻底让权,他提出来下乡搞中国农村     

两位县委书记

1990年,我在一篇题名《缘分》的散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52年5月,我从二野军大五分校转业到息烽。开始是分在县委组织部。因为跟着喜欢写作的县委书记下乡蹲点,在他的鼓励下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在报纸上发表,才三个月,又调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这段叙述过于简略。我转业到息烽的具体时间是1952年5月5日。5月6日分配工作,因为家庭成份是贫农、本人又是团员,土改运动中表现好,同时转业的12名军大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分在县委组织部。到组织部上班才两天,5月8日,县委书记史可鉴同志就点名要我参加他领导的工作组下乡蹲点。…     

2O世纪3O年代科技兴农试验：定县猪种改良

五四新化运动后,科学主义、科技兴国的思想在中国渐为流传,但如何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尚待探索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体现了他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国农村的志向、总体构想和实践,真正体现了“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村的开拓精神。我们选择了猪种改良这个角度,考察平教会是如何踏踏实实地进行科技下乡、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我们认为,晏阳初的这一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个乡村老师的故事

每天清晨,在乡间小路上都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瘸一瘸的,近了。哦,正是他,一个普通的乡村老师。其实,我对他并不了解,也只是听人们偶尔谈起过他。他年轻时非常勇敢,曾经扳倒过两个匪徒,可就在那时被打瘸了腿。后来下乡插了队,就在乡村小学当上了老师。他非常敬业。一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的腿就会剧烈疼痛,可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学习进度,忍着痛一瘸一瘸地坚持到校,为学生们上课。他经常帮一些学习差的学生补课。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见他满眼血丝。我知道,他一定是一夜没睡好。他非常爱他的学生们。为了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山,他放弃了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走出大山的机会。有一次,校长给他一份入城的表格。他整整一夜没有睡好,自己也十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张闻天之子的坎坷人生

作为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的命运注定要和父亲的沉浮联系在一起。幼年坐牢、中学毕业后下乡、被大学勒令退学、再赴新疆“、文革”中的遭遇……张虹生经历了种种逆境,是父亲面对危难的不屈品格无声地影响着他、始终支撑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