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

说唱艺术是中国的优秀文化,在现知的我国最早的说唱艺术形式中的敦煌变文,对说唱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与后世的词话、弹词、鼓词等关系密切。敦煌变文是清光绪年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变文亦叫“变”,是“转变”的底本。“转变”是唐代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奇异或是变写文体,“转变”即讲唱奇异的故事。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即是转变的底本,是研究我国古代说唱艺术的重要资料,它对我国说唱艺术的影响极大。 散文与韵文交织、说与唱兼有是敦煌变文的主要特征。我国曲艺的起源一般认为始于唐代,虽然说先秦的…     

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探微

敦煌变文是唐代文学的新兴文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变文直接继承我国诗辞歌赋的优良文学传统,积极借鉴讲唱佛经教义的宗教文学的表现手法,多方吸取民间说唱和绘画、音乐等艺术特点,兼有文学和艺术两方面的特征,为后代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敦煌变文对凉州宝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凉州宝卷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2006年,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本文就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的关系做一探讨。     

变文的讲唱艺术—转变考略

自从敦煌变文写本发现以来,学界仅把它看作文学作品加以研究,还没有将它作为一种立体的艺术存在,进行系统的考察:尽管有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变文作为“转变”的底本,供“转变”所用;或指出“转变”就是“转唱变文”,但问题在于,“变文”是不是都用来作为“转变”的底本,都供“转变”所用?“转变”作为“转唱变文”的一种艺术,它到底是怎样的?对此,前贤学者或者忽略不论,或者只论不证,尚无系统的考证文字,因而有进一步回答的必要。按“转变”一艺,在唐五代之文献记载中凡有四见: 一、《太平广记》卷二六九“宋昱、韦儇”条引《谭宾录》载:     

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时,变文变相结合,图文并茂,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研讨河西宝卷与变文渊源关系应予特别关注.     

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曲艺的影响

曲艺是深受我国民众喜爱的通俗文艺,它在我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曲艺的产生和发展与敦煌讲唱文学存在着先后承传的渊源关系。敦煌讲唱文学是曲艺的重要源头,它对曲艺的产生和发展在体制、题材以及叙事方面有过重要影响。     

民间曲艺

曲艺是我国各地、各民族说唱艺术的总称,有着悠久的历史,若追溯其滥觞,可推至先秦、两汉。然而,真正兴起与形成则应是在唐朝。历史上,它包括唐代以讲唱奇异故事传教的“变文”及说唱故事的“说话”等,     

《伍子胥变文》校读记五则

《伍子胥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书已然不少,但是“子胥告令军兵”、“君不索吾身命,由自予之”、“隈形即立”、“抽刀剑吼”等处之解释仍未能餍心切理,或者校注者漏释,或者当另作他解,文意方通.     

《佛说如来成道经》与《降魔变文》关系之研究

敦煌遗书中,《降魔变文》一段文字完全根据《佛说如来成道经》改编而成,为我们研究疑伪经与变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降魔变文》对《佛说如来成道经》文字的沿袭和改造,突出了叙述的故事性。疑伪经与变文之间所以会有这样的改造,是为了适应接受人群即世俗民众的需求。也是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走向了世俗化,变文则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间曲艺的特点。     

敦煌本"庄严文"初探——唐代佛教仪式上的表白对敦煌变文的影响

前言 在研究界里,法会仪式和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们的注意,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就开始研究了.最早入手的是罗振玉氏,罗氏在<敦煌零拾>(1924)一书里,用"佛由"的名称来介绍了他所藏的三种讲唱文学作品,即现在所谓的<维摩经讲经文>、<降魔变文>、<欢喜国王缘>,然后其跋文里把这些作品视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中佛经演说的"讲经"源流;其次有向达的<唐代俗讲考> ①,这篇论文里,向氏第一次谈到了"俗讲"一词,并论及敦煌变文与俗讲仪式的关系,还提及了押座文在仪式上的功能及其与变文之间的关系.另外,孙楷第<唐代俗讲经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②,泽田瑞穗<支那唱导文学的生成> ③等论文里更加深入探讨了仪式在俗文学演变史之中的地位.     

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

敦煌本王昭君故事,是敦煌民间文学中的一颗明珠,它在王昭君故事演变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转变作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我国民间文学史上一份宝贵的文献。有关王昭君的敦煌遗书共有四件:1.伯二五五三《王昭君变文》;12.伯二五五五、伯二六七三、伯四九四四等三个写本同是《王昭君(安雅词)》;3.伯二七四八《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4.斯○五五五《昭君怨》。这些遗书披露以后,已见有十三篇论文探讨王昭君故事。总观这些论文,尚无一篇就所有敦煌本王昭君诗歌与变文作总体研究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为弥补此缺陷,本文即将沿敦煌文献角度进行探讨。     

敦煌变文中的双音副词

敦煌变文,是中唐至五代间的通俗文学作品。为適应廣大的市民听众,变文基本上运用的是當时的口语;它通俗易懂,词汇丰富,有独特的色调。这样,敦煌变文便成了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史料。由于变文运用的是當时社会上的口语,是实际语言的记录,所以,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古后期的语法实况。研究变文的语言,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古汉语,而且也是建立汉语历史语法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将对敦煌变文中的雙音副词进行一些探讨:     

敦煌变文校读释例

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变文,是唐五代间的民间文学作品,它的作者或传抄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下里巴人”;它的语言,也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俗字、别字、俗语词之多,保存口语材料之丰富,实为它书所未有。它对于推究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考虑宋元白话之沿溯,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变文湮埋一千多年,未经后代校刻窜乱,保存了唐五代写本的原貌,可借以考见当时写本的风格、特点,推寻一代语言之特例。这些,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得出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但遗憾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变文与佛教

在唐代的俗讲文学中,变文无疑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原因,变文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不为人所知,直到清末光绪25年（1899）,在甘肃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2万多卷藏书,变文才又重见天日,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变文在敦煌藏经洞的出现,似乎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但细细想来,偶然中又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变文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佛教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宗教色彩,那么,对于它在敦煌这个佛教胜地的重新出现,应该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了。变文的产生与印度佛教的东来是分不…     

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

公元1920年4月,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在王氏所称之“通俗诗、”“通俗小说”中,有所谓“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目连救母”、”李陵降虏”及”唐太宗入冥小说”、“伍员入吴小说”等多种.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些所谓“通俗诗、”通俗小说”,多数乃是我国失传已久的“变文”.王氏的科学论文,也就正式揭开了敦煌变文研究的序幕.     

试论莫高窟屏风画与敦煌变文的关系

莫高窟屏风画是敦煌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兴起于盛唐,经过中唐时期的发展,到了归义军时期发展成熟。盛唐后期,变文由中原地区传入敦煌,到了归义军时期已经十分盛行。屏风画的发展过程中,与敦煌变文逐步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关系,尤其表现在创作题材方面。莫高窟屏风画由于所处石窟中的位置、采光等因素,是不太适合直接配合变文讲唱。     

凉州宝卷渊源及其艺术特色

凉州宝卷是流行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娱活动。其滥觞可追溯至唐代宣传宗教经文的敦煌变文,后经宋代说经演变、明清时期逐渐衍生为民间说唱曲艺。凉州宝卷内容多以宣扬佛教故事,反映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等为人处世、立言立德标准为主要题材,具有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朴素生动、内容题材广泛等特点。     

敦煌汉文禅籍研究略史

敦煌汉文禅籍研究略史［日］田中良昭著杨富学译前言众所周知,敦煌莫高窟曾出土有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文书,人们一般称之为“敦煌文献”,与禅有关者被总称为“敦煌禅文献”,它们构成了佛教文献中的一个部分,分属于近百部著作,包括变文,总数计达三百余件。依其主要内...     

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市民文学研究--评《中国市民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这一点虽与西方文学有着相通之处,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大不同的,李福清先生曾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他说：“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地位并不高,时间亦不长,大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便停止了。中国则不然,从宋代发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     

《李陵变文》补校

收在《敦煌变文集》中的《李陵变文》,是启功先生根据北京图书馆藏卷校录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所有的敦煌卷子中尚未发现《李陵变文》有第二个抄本,因此它现在仍然是个孤本。这个孤本自从启功先生校录以后,还没有哪位学者重新核对过,因为它一直被封存着,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在编著《敦煌变文集新书》时未见到它。最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北图举办了部份敦煌卷子展览,我们趁此机会将《李陵变文》全文核对了一遍,发现了不少问题。本文就是我们通过核对原卷而作的关于启功先生校录的补校和对各家补校的意见的商榷。 为便于核对原文,我们在每条原文前都标明了《变文集》的页码和行数（用点号隔开）;凡引《变文集》中其它篇目,皆标明页码而不注书名;启功先生校录原文中有大量照录的俗字,以及用括号表示的改字,我们一般都直接予以改正,只有在牵涉校改时才原文照录。又《李陵变文》北京图书馆现编号为“新0866”（“新”是新编号的意思,在《千字文》编号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