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钱端升、周鲠生等知名学者奉命赴美开展"民间外交"攻势,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对华援助、对日禁运,并将其见解通过军委会参事室直接反馈到决策层。     

历史要重演吗?——1948年的周鲠生、胡适之争及其意蕴

1948年初,周鲠生与胡适就国际局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第二,苏联是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可能会导致德、日两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从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政策的覆辙。胡适则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并未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政策,而苏联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从世界范围看,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外交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念,反映了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走向。     

我在武汉听胡适演讲

1948年10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中央博物馆馆长李济,应武汉学术界的邀请,由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陪同,从南京乘“江泰”轮来武汉讲学。     

关于抗战外交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军委会参事室座谈会记录

参事室座谈会记录(1938年3月7日)时间:廿七年三月七日上午十一时地点:武昌委座官邸出席人:蒋委员长朱家骅王世杰邵力子陈布雷周佛海张季鸾周鲠生陈博生陶希圣陈豹隐季维果主席(蒋委员长):今天先讨论外交形势。朱家骅:据自香港得来消息,英国须俟两年扩军计划完成,对欧洲及远东事件始提办法。驻广州总领事谓:中国如长期抗战,日本不能支持,最后必自趋崩溃。大概英国用心将俟日本国力消损,内部不能安定时候,始出面讲话。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中的是与非

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再回顾19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     

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正中国知识界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关注大体上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19世纪晚期的寓华传教士曾翻译和撰写一些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其中涉及欧洲的国际关系。1926年北京京城印书局出版戴鑫修的《最近世界外交史》,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这两部著作可能是中国知识界撰写的最早的关于外交史的书籍。1948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曹未风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纲》,这大概是大陆出版的以国际关系史命名的首部著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微博”外交——浅谈“外交小灵通”

外交部微博"外交小灵通"应新媒体发展而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全新手段。自开通以来",外交小灵通"在宣传我国外交政策,树立中国外交形象,争取国内民众理解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本文介绍"外交小灵通"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产生背景、定位、作用和不足,并提出了建议。     

炮轰金门前夕的一次召见

１９５８年８月炮轰金门前夕，正在北戴河消夏的毛泽东突然不同寻常地召见周鲠生、刘泽荣、倪征噢等外交部法律专家。４０余年弹指过去，如今健在的只有国际法研究院（欧洲）资深院士、前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噢。最近，这位９５岁高龄、德高望重的著名法学家在访问浙江财经学院时向笔者披露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师从吴于廑先生习史小记

正吴于廑(1913～1993年),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少年成长于大运河畔的江苏宝应。1935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9～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习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1944年和1946年分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7年应周鲠生校长邀请,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教务     

吴于廑先生治学追忆

吴于廑(1913—1993年),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少年时代成长于大运河畔的江苏宝应。1935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9—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习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理研究院,1944年和1946年分获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周鲠生校长邀请,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中国外交梦——之文化解读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共同性和多样性相伴而生。在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时代要求应运而生,而中国外交梦的提出则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政治格局一体化的背景下亟待努力实现的梦想。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实施文化软实力外交。通过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国外交梦的实现任重而道远。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国际战略构想,它继承了中国既有的外交思想,同时又包含许多创新,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和谐世界"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使中国外交进入"和谐外交"的新时代。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孔子外交思想初探

孔子外交思想是孔子思想组成部分,其外交思想的研究尚处初始阶段。从其思想体系出发,揭示"仁"在孔子外交思想中核心地位,建立其上的国际秩序以"礼"相维系,"仁""礼"实现途径是中庸之道的外交思想框架。无论是思考问题的角度还是结论,均属抛砖引玉。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重视“敦煌外交”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本文提出"敦煌外交"的概念,认为这是一座特殊的、极为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平台,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独具优势,大有可为。文中论述了敦煌的国际性及"敦煌外交"的重大意义,并对于如何充分发挥、释放敦煌以及敦煌文化、敦煌学此方面的"外交潜能",提出了若干新的思考和建议。     

研究中国历史需要世界的眼光——刘迎胜教授访谈录

正刘迎胜先生,河南获嘉人,1947年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副理事长。1987—2001年,分别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班贝格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从事专题研究。1990—1992年曾三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多国"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考察,并被推举为国际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