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隶旗地考述

旗地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种土地占有形态。作为畿辅重地,直隶旗地与清王朝统治的兴衰密切相关。本文首先对有清一代直隶旗地的产生与演变进行了梳理,接着对清中期以后日益严重的"旗民交产"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最终指出私有化是旗地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旗地与随缺地初探

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的经济生活来源多样化,既包括体现差别待遇的俸饷、旗地与随缺地等收入,也包括采集与渔猎所得及楚勒罕等贸易收入.清政府对东北驻防八旗发放俸饷的同时,将旗地与随缺地等分配给“新满洲”,使其可依靠垦荒及出租旗地收入以贴补战时装备所需及赡养家眷.     

近三十年来清至民国时期旗民生计问题研究综述

旗民生计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清代旗民社会生活的直接体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旗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细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民生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促使旗民生计问题的研究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本文主要针对近三十年来民旗生计问题研究概况进行梳理,以揭示当前研究现状。     

民国时期河北博物院藏品征集工作研究

河北博物院成立于1918年,是天津第一个综合性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的藏品征集围绕自然、历史两部分展开,主要依靠公有藏品的移存和社会征集扩充馆藏,社会征集包括寄赠、寄陈与价购三种方式,兼有小规模的自然标本的田野采集和古物的普查征集。河北博物院的藏品征集工作体现出馆方根据自身情况与地域特征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区旗地管理人员考述

旗地是清朝的一种特殊土地形态,是满清王公贵族的重要经济来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接管了京直地区数量庞大的旗地。为了增加税收,充裕国库,历届北洋政府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旗地进行管理和处分。在此过程中,各级旗地管理人员的个人操守对于旗地处分的成功与否产生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对京直地区各级旗地管理人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以期深化对北洋时期京直地区旗地问题的研究。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经济生活

民国学人陶云逵提出"边地汉人"是边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范畴。民国时期川西北羌族地区是时人心目中的"文化边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与羌地汉人的经济活动密切关联。文章对民国时期的"羌地"与"羌地汉人"做了界定,对羌地汉人的职业结构、经济活动及日常经济生活做了描述,并分析了羌地汉人对羌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乱与序:民国时期新疆货币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新疆货币运行及金融秩序总体上比较混乱,但混乱中又呈现货币现代化有序发展趋势。这是新疆政治格局连续洗牌在财政金融上的反射,又反映出新疆特有的地域、民族特质对于货币运行的影响与作用,使得边疆货币衍生出特别的意涵。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三）

教育厅 概述 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公历1906年7月30日）,河南设提学司。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设治管辖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适时设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管辖常态化。这种行政管辖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并且是实际的、持续的、和平的,表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时,这些主权活动反映了中国政府行使管辖权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构成中国历代政府管辖、治理南海诸岛及行使领土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前维护南海诸岛主权、解决有关争议问题提供了坚实的、丰富的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四）

省政府秘书处省政府秘书处是省主席、省政府的办事机构,上对省主席负责,下对省直厅、处、局、室起传达、协调、联系的作用。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七）

河南省会计处 省会计处系全省会计工作的指导、管理机构。该处主要负超然主计制度推行之责,承国民政府主计长之命,并依法受省主席之指挥,主办河南省各机关岁计、会计事务。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八）

河南省田粮处 省田粮处系全省以地丁为对象征收赋税及粮食管理的主管机关。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以数计,农民不堪重负。而最重的是以丁、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的首项．地方政府在田赋征收上随意乱增地方附加,甚而超过正赋额,因而田赋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型的苛捐杂税。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五）

省警务处 省警务处对全省警察机构负有指挥、指导、监督之权,人事管理由民政厅负责。1948年8月,省警务处恢复成立并改归省政府领导后,始有人事管理之权。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六）

河南省地政局 省地政局系全省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该局工作主要有：地籍整理、征收地产税、组织开垦荒地及整理省与省、县与县之间插花地等项。     

民国时期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四省,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晚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在全国农业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农业改革拉开了序幕。流域的农业改革涉及到各个层面,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发展社会教育,提高农民技能,形成了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业新知识传播的有效途径;各级农业改良组织的建立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思想观念,开化了社会风气,推动了淮河流域农业改革的展开。     

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

晚清及民国时期河北省获鹿县的乡地 ,属半官方人员 ,由村民轮任 ,负责催征或代垫粮银及地方治安等事务。这种以村民集合体为特色的乡地制在获鹿一带流行 ,与当地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及宗族纽带相对牢固等因素密切相关。乡地制使当地的权力关系格局 ,既区别于华北多数地方涣散无力的自耕农社会 ,又不同于华南强大的士绅、宗族统治 ,应视做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第三种形态。     

民国时期边地傣族土司的国家认同——《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概说

民国时期,从刀安仁呈文到《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腾龙边区傣族土司多次提出边地建设计划,力图提高边疆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防中的地位,借以向中央及云南省政府表示归附与忠心,充分反映出腾龙边区傣族上层国家认同意识的加强与发展。而《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是由时任土司代办、"国大代表"制定的边疆开发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在改革之下保留土司制度,立意并不高明,但书中的建设主张,仍多洞悉边情、娴熟于边疆治理的务实之论。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试论民国时期中医开业管理政策法规与实施

中医开业管理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是现代医政管理制度产生发展的产物。我国中医开业管理始于晚清,形成于民国早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步完善。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医开业管理政策法规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论述了民国中医开业管理政策法规的基本内容及实际运作,分析了民国中医开业管理的特点,并对民国中医开业管理进行了客观评价。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