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的深层原因

文章认为,美英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冷战背景下美英对华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差异所致,而且也源于其相关外交传统、决策思路以及国内外决策背景的迥异。美英最终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其实是美英政策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并非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     

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与冷战的起源(1944-1950)

冷战起源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美英“特殊关系”的设想（1944—1945）、迅速发展（1946—1947）和正式确立（1948—1950）三个阶段中的发展及其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互动,推动着冷战逐渐变为现实。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战略基础——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最高决策层之间密切的个人友谊网络;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恐惧感与冷战思维的发展;基于对外在威胁的相同理解而产生的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共同责任感与战略利益。冷战的起源伴随着全球规模的势力均衡的形成,然而,新的势力均衡对美英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美英“特殊关系”是无形的,而冷战是有形的。无形的“特殊关系”推动着冷战的发展,有形的冷战也考验着无形的“特殊关系”。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有形冷战起源的决定性因素。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吉田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战后初期中日关系

吉田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战后初期中日关系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郑毅二战结束以后,战败国日本在１９５１年以《旧金山和约》为契机,同美英等国实现媾和,重返国际社会。而进行了人年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未被邀请参加对日媾和,因而也就未能在国际法的意义上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闪电”导弹危机与美英核“特殊关系”

核“特殊关系”曾是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闪电”导弹危机一度使美英核“特殊关系”濒于崩溃的边缘。它是美国精心策划的终止英国独立核力量的成功行动。“闪电”导弹危机一方面反映了冷战时期美英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     

从美英报刊视角看中国抗战——以《时与潮》时论译文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全面抗战初期,美英媒体及其观察人士对中国将取得抗战胜利的前途做出强烈的预判.其时,正值中国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考察这一与其时中日战况相反的舆情及其深层原因,不仅有助于客观地了解抗战中国自身的重大变化,亦可通过第三方视角深入认识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内在关联.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从叙利亚危机看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修复

二战后美英关系素有"特殊关系"之称,但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美英关系产生裂痕,名声受损的英国通过干预叙利亚,成功地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他们之间仍可说是"特殊关系",这是由英美之间长期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所决定的。叙利亚危机结束后,美英之间的合作精神融入到中东以外的更大的冷战中。     

冀朝鼎与中美英平准基金会

1939年底,冀朝鼎以地下党身份由美回国,通过陈光甫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环球进出口公司”襄理,从事出口中国桐油、进口美国战略物资等业务。其间曾化解了桐油危机并获得美国援助的锡贷款,还赴滇缅公路视察桐油运输情况,以打破日本的海上封锁。1941年,他利用与孔祥熙的“世交”关系,经美国友人推荐,出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以维护法币的国际币值。他和一些美国高层官员私交甚厚,因此成为国民党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沟通的桥梁。在平准会后期他成为关键且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在汇率上的丰富经验使他成为新中国初期最有创新精神的经济事务官员。作者查阅了大量美国档案资料。这篇译文是作者文章的一部分。     

变动中的东亚地缘政治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加快了向东亚转移战略力量的步伐,这一动向值得中国关注。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系统梳理了美国东亚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主线,并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研。     

论抗战初期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英美两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两国民众中掀起了援助中国抗战的热潮,形式多样,各具特点,并得到社会许多方面的支持。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不断加强。英美民众对中国全面抗战的积极反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也为英美东亚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铺垫了社会民众基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学界同行。     

审视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

中美关系不是一对孤立的双边关系,而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两是互相影响的,论论述了近代早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的互动关系,对《望厦条约》、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和蒲安臣使团、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在不同时期日本、苏联、朝鲜和越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对美国当前能否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亚政策思想的演变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东亚战略格局根本改观,美国占领了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部,它把中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遭到失败后,力图填补东南亚地区的“权力真空”。50年代初,欧洲的冷战风云与亚洲的热战硝烟汇合,在美国的遏制战略中,东亚地区成为同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二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托管琉球与“第27号令”将中国钓鱼岛纳入其托管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作为冲绳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打下“楔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由“模糊中立”到当今小布什政府的“小心介入”,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立场上的变化。     

抗战前后中美英西藏问题的交涉

作为我国边疆领土的一部分,在近现代历史上,西藏很早就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与美国相比,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更早涉入西藏问题,早在20世纪初叶英国就确立了在西藏的势力范围优势。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发现西藏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时,势必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发生冲突。本文通过抗战前后中美英关于西藏地位问题的交涉,分析新老列强在西藏问题上立场的不同。由此还可以看到战后美国与英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西藏立场差异之由来。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开创冷战史研究的崭新视角--读《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

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对于冷战的政治、军事层面,有关的研究论著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而与它们同等重要的经济层面则长期为学者们所忽视,缺乏一种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可喜的是,崔丕教授的新著《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下简称《巴统史》)以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全史为线索对冷战年代美国的经济遏制政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为国内该学术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问题析论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新领域,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廓清。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秘密活动、间谍活动、隐蔽行动是三个不同概念,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实施隐蔽行动由来已久,但从美国立国直至二战前,隐蔽行动只是其对外活动中偶然使用的策略手段,而在冷战期间发展到巅峰。冷战期间,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战略。对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我们应从基本政策、基本战略的角度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