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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郑市开餐馆的黄先生用了从郑州带回的食盐,被盐管局认定为"跨区域用盐",没收部分食盐并处罚款200元。盐管局说,对盐进行区域性管理,是为了老百姓吃上放心盐。很多人还是头一回听说"跨区域用盐",觉得是这个新名词,涨了姿势。其实,禁止跨区域用盐并非什么新鲜事,古代就实行销盐划区政策,不同产区的盐限定在某一区域销售,不得逾越,这是食盐专卖的有机组成部分。食盐专卖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是管仲老先生的发明。齐桓公想要争霸,财政不敷其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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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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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食盐,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被历代统治者实行垄断,置于战略物资的重要地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一手持币,一手拿盐,几乎把我党我军逼进死胡同。危难关头,苏区军民表现出了非凡的大智大勇和忠肝义胆,围绕货币和食盐演绎了一幕幕舍生忘死、义薄云天的壮举。详情请阅《国共货币与食盐的战争》一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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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的进一步强化,私盐泛滥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私盐泛滥的原因主要有苛重的封建剥削、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以及经济利益的驱使。其次分析了私盐泛滥对宋代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它不仅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同时,私盐泛滥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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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法"作为明初一项济边措施,其产生与国家的边备有着密切关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政府利用食盐专卖开中,出让部分盐利予商人招其纳粮与边。这就为边粮供应,防范北元侵扰,巩固新生的明政权提供了保障。我仅从宏观调控角度对其在明初西北边粮供应方面作以探讨,不足处望方家斧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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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发祥之地,无不在自然产盐地区,或得盐便利之所;人类文明的形成与迁徙线路,都与盐的产地密切相关;远古人类发展的快慢高低,无不与食盐供给便利与否密切相关;人们常说"柴米油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这个白色的小精灵已融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山西运城是全国以盐运设城的唯一城市。""的造字初意是由河东盐"其味苦"而来。所以,对池和盐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作深入了解,尤为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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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黑龙江流域食盐生产形式多样,肇州、乌古里石垒部和速频路分别为土盐、池盐和海盐产地.该区域盐法除了保留原有的盐税制度外,还吸纳了北宋中原地区的盐专卖法.其中,灶户制度、盐引制度、官定盐价以及划区销售在黑龙江流域都得到推行.在盐务管理上,盐场和盐使司分级负责,以及盐利岁额固定和盐官分办的管理模式在该区域亦被建立.金代将黑龙江流域与中原在行政管理上连成一体,女真族对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经营,以及黑龙江流域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加强,都推动了黑龙江流域盐业的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使金代成为黑龙江流域盐业发展的高潮时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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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起了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这次食盐运销活动基本上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以及军政机关供给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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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17(2):49-55
本文对清代在西北所推行的食盐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在西北盐政问题上采取了求实的态度,将盐政与民族关系、边疆安宁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结合考虑,采用了因地、因时制宜的方针,比较好地适应了西北的社会发展状况,对稳定西北边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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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实行过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吴简显示,在非盐铁产区,封建政府通过控制工匠以及钱之类,实行铁官营,力图控制铁器市场;通过盐米和酱贾米之类名目推行盐官营,垄断了盐业市场;又通过酒租具钱,在嘉禾六年前实行了酒类专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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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凯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4)
明代创设的监管地方盐政事务的盐法道,是我们重新理解明代地方道制与盐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由于明代盐运司等地方盐务机构无力统筹管理食盐专卖的全部过程,创设盐法道成为朝廷解决开中法败坏后盐课无征、管理失控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景泰年间,朝廷最先令四川、两广等地盐法由司道官督理;天顺、成化以后,蔓延至云南、河东、陕西、山东等地;嘉靖以后,两浙、长芦、两淮等重要盐产区以及不产盐的江西、湖广、河南、贵州等纯销区省份,都开始普遍设置专管盐法的道员。盐道的设立与职权扩张,促使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管理以及分散于府县的疏销责任集中到省级层面,盐政管理呈现一定程度的集权化,这一趋势为清政府所继承并进一步推向纵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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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经济史上,食盐短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古代史籍只是就盐荒景象作一些一般描绘,对食盐主要来源的川盐进口数字并无具体记载。清中叶以后,在某些地方志里间或有一点零星资料,但又大都以“引”(即盐务机关发给盐商购运食盐的凭证)计,很难给人以清晰的概念,特别是对“引斤”(即每一盐引所规定的单位重量)数量的注释,又往往互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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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食盐产地变迁是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宋代是中国古代食盐产地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这个时期食盐产地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戴裔煊、河上光一、郭正忠、贾大泉等学者涉及过宋代食盐产地,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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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14,(10)
大蒙古国时期不存在统一的盐引制度。从忽必烈即位开始,随着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建立,户部集中管理、盐运司分区发卖的统一的盐引制度才逐渐形成,并于至元后期定型。盐引是元代食盐管制的核心票证,无论商贩还是官运都遵守"引盐不相离"的原则。由于有价值稳定的商品盐作为支撑,盐引又衍生出了支付功能,被元代官府和皇室广泛运用于军粮和籴、分例赏赐等。元代的盐引制度代表了北宋以来食盐"官控商销"发展的一个高峰,不仅覆盖范围空前,而且盐利高度向中央集中。元中期以后,一方面盐运司发卖盐引演变为计口摊派,另一方面西北地区以盐引和买军粮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明初户口食盐和引盐开中制度的先河。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