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顾孟余被弹劾案”再探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监察院弹劾时任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国民党中政会在汪精卫的力主下出台旨在限制弹劾权的《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从而引发对中政会权限的争论。在监察院和舆情均对中政会权限提出质疑时,汪、蒋均表示中政会权威应予维持。透视"三项办法"的出台,既是中政会在实际运作中突破"指导"权限的展现,亦是国民党高层政争的结果。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孙科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矛盾与相互利用,是导致"顾案"持续发酵的制度外重要因素。     

1934年“顾孟余被弹劾案”再探

1934年监察院弹劾时任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国民党中政会在汪精卫的力主下出台旨在限制弹劾权的《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从而引发对中政会权限的争论。在监察院和舆情均对中政会权限提出质疑时,汪、蒋均表示中政会权威应予维持。透视"三项办法"的出台,既是中政会在实际运作中突破"指导"权限的展现,亦是国民党高层政争的结果。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孙科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矛盾与相互利用,是导致"顾案"持续发酵的制度外重要因素。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以1934年顾案为中心

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干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初探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     

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北大核心CSSCI

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     

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

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     

杨永泰被刺案真相

1936年10月25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死。杨是政学系的首脑人物,在当时国民党政治舞台上也是一个要角,因此他的被刺引起军政各界议论纷纭,一般都认为是派系斗争所致。那时杨案以判“主使人”刘芦隐(蒋介石政敌胡汉民系的骨干人物)10年徒刑而了结,军政界的上层对这个结论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那年,我正在武昌任两湖监察使。杨案发生后,我得到监察使署调查科长安梦周的报告,说杨永泰系应日本驻汉口领事之邀赴宴,上午11时由武昌渡江,宴毕返回武昌,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被人枪杀身死。我当即将杨永泰被刺的事情报告监察院,随即     

金代监察官员的任选、奖罚及其作用——金代监察制度研究之四

金代监察制度自产生迄至终结,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但于金政权的建设、发展乃至巩固均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元明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充实以及完善也有较大的影响。其能至此,除了有赖于制度自身的严密和完善(具体表现为制度条文的完备、严谨,执行机构的健全,职能分工的明确)而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金朝统治者对监察官员任选的高度重视和严格把关,以及奖罚的分明和审慎,从而保证了金代监察制度的执行者——监察     

六察法的推行与宋神宗时期监察制度的转变

宋神宗时期,御史台在继续开展言论监督之外,又开始推行机制迥异的六察制度。依法覈查在京官司文书、纠举其行政失误成为御史台一项重要工作,带来了御史台监察职能的重要转变。六察制度的推行,是宋神宗调整台谏监察制度的重要环节。为了推行自身政策,将朝政主导权控制在手中,宋神宗不仅频繁任免台谏官,还强调台谏机构在职能运作上,应更注重对行政部门执法的效率与质量进行监督,并应根据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进行弹劾。六察制度的出台及其监察机制的形成,既是对宋神宗种种期望的回应,又蕴含着御史台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双方互动博弈的结果。     

试论清末民初监察制度的变革及其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的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人的思想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在和西方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新学"等舆论的压力清政府开始局部小范围的变革自己的政治制度其中监察制度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开启了中国监察制度近代化的进程,民国初期按照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确立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在民主制度下的产生的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查不清”的清查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准备接收工作。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面联合组成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了。8月,清查团成员分赴各地。     

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古代监察立法丰富的经验积累,对国家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以汉代监察制度的内外部两种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制度设计到外部机构运行,展现汉代监察体系既复杂又系统的特征,开创政治体系中权力执行机关和权力监督机关权限逐渐分化、分工逐渐明确的制度先河,使监察制度日益成为专制国家立法和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钟山风雨》2002年征订启事

于右任系国民党元老,原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1962年,周恩来提议,在大陆为于右任的妻子张仲林女士做80大寿,熟料,此一好事在台湾引起一场政治谋杀案。     

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1946年上海黄金风潮案史料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实施黄金买卖政策,希图藉此平抑物价,回笼法币。由于措施失当,加之当政者乘机渔利,不久即酿成风潮。翌年初,监察院令监察委员何汉文、谷凤翔、张庆桢、万灿会同审计部审计范士兴等赴沪调查黄金风潮案。这里公布的三件史料,选自馆藏档案监察院全宗,对本案的缘起及调查经过均有一定反映。     

《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简介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一书(上下册)现已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总计58万余字,主要辑录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等机构中记载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背景、事件经过及平息过程的机密档案资料,其中包括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对台湾实行行政机构、金融政策特殊化的由来及后果,台湾接收后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的混乱状况导致事件的发生;台湾省长官公署、各主要市县地区事件经过报告;蒋介石、陈仪、白崇禧等人在事件过程中及有关事件善后的讲话、广播、训词等,其中全部收编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闽台监察使署监察使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变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

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派遣福建台湾监察使杨亮功、监察委员何汉文前往台湾调查。杨、何二人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于1947年4月16日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交了有关事变发生及处理经过调查报告并善后办法建议案各一份。文中详细记述了事件发生经过及事变发生后台湾各地的情况,对事变发生的原因亦做了分析,并提出善后处理方针。这些文件对研究“二二八”事变及台湾光复时各方面状况均有参考价值,特公布于后。杨何的调查报告,监察院在转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时作了删改和修饬,现仍以原报告为准,并将所做的删改处用括号()、增添处以<>号注出。又,原报告中所作之各种分析及对有关人物的看法,均系杨、何当时的认识,为维持档案原貌,亦仍其旧。     

秦汉时期中央监察制度研究综述

有关秦汉时期中央监察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论著日益增多,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宽。本文主要从秦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历史地位、秦汉中央监察机构的设置、职权与运行机制等方面,梳理了近20年来有关秦汉中央监察制度的研究成果。     

论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权力监督是防止权力异化和权力腐败的重要途径,孙中山提出了设立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监察院行使对国家权力的全面监督,同时监察权必须接受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人民的监督等主张。其权力监督思想既充满了真诚的民主主义精神,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略论宋代转运使与监察职能的关系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宋代则是古代监察制度系统化和完善化的时期。其既加强了中央监察体系,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监察力度,设置路一级的中央派出行政机构,又赋予了路级转运使监察权力,确立了上监督下、下监督上、左右互相监察的体制,是宋代的一大特色,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通过对宋代转运使的监察职能及其作用的初步研究,阐述宋代地方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社会监察体系发展、完善所起的作用,为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及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曹魏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初探

监察机构是国家机器自我调节的重要一环,监督机构是否健全和监察体系完整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管理活动的进行。曹魏时期的监察制度在秦汉监察制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御史台、尚书左丞、司隶校尉和校事一起构成了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体系。本文试根据有关文献对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体制做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