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无锡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经济变化情况与苏南纯农业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体现了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土改后中国农村发展轨迹的多样性。苏南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以及其自上而下的层层推动,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社会的理想模式。无锡的个案表明,面临合作化运动的大潮,各地虽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但运动的进度和成效,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地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浅析清代欠租经常发生的原因

在清代,主佃之间的法律地位更加趋于相对平等,定额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分成租制,永佃制和一田两主的盛行,城居地主的增多,灾害的更加频繁等等都是清代欠租之事经常发生的原因。     

我抓到了“黑军”司令官

1951年8月上旬,我参加了湖北省"土改工作队"二队(隶属中共湖北省委土地改革委员会),到鄂城县(今属鄂州市)开展"土改"。"土改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等。我们既是"剿匪"和"土改"工作队,还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第十三法庭。     

浅析清代欠租经常发生的原因

在清代,主佃之间的法律地位更加趋于相对平等,定额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分成租制,永佃制和一田两主的盛行,城居地主的增多,灾害的更加频繁等等都是清代欠租之事经常发生的原因.     

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明清鼎革以降,一田两主制对江南地区城乡格局的重组起着非常显的作用。在一田两主制下,居城的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只剩下土地租佃的关系,日常生活已没有较紧密的往来,主佃的居住空间可以不在同一地点。如何协调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利益愈显重要,与此相关的应对策略和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地主”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的“在地性”,进而对清代江南的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以后,随着抗租事件的不断增多,业主更愿意选择类似租栈的专门收租机构进行收租,由此导致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     

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

土地产权中不同性质的永佃权问题需要做具体研究。从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实践过程看,尽管浙江各地区大都存在土地所有权被分为“田底”与“田面”的情况,即所谓的“一田二主”现象,但是,由于土地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既有欠租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也有欠租也不可撤佃的“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政府推动的减租过程中,拥有“相对的田面田”的田主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而“公认的田面田”主则反对“二五减租”。后者成为浙江“二五减租”的最大障碍。     

土改：镜头前后的土地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从此,存在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中央国家政权得以前所未有地深入农村,广大农村的潜在能量被新政府极大地发动起来。不幸的是,就过程来看,出于从根本上打倒地主阶级的目的,土改的手段相对粗暴：就结果来看,由于农民对阶级斗争的恐瞑,不敢扩大生产,致使土改后最初两年解放区的粮食收成反而显著下降。土改以后,农民并未能长期保有土地的所有权——土改后不到5年,席卷全国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便使耕地国有化。     

西柏坡土改风云录

1947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共着手实施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次年,又有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即是说,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是由于进行了土改运动。     

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兼与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一文商榷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拥有2.6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规模宏大、内容深刻的土改运动,涉及的农业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在土改实施过程中,党和政府汲取了老区土改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周密的部署,坚持了审慎的步骤,注意调整政策和法规,对部分地区土改初期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及中期出现的过急过激的现象予以了及时纠正,推动新区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最初受我强敌弱和老区经验影响,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后来敌强我弱,对形势估量不够和其他主观错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造成"急性土改",给干部群众造成很大损失。认识到错误后,在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下又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政策。最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实施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充满着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展示着毛泽东的从谏善断、邓小平的求实思考。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非常典型,为全国其他新区的土改提供了重要借鉴。     

论徽州永佃权和“一田二主”

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租佃形式,近年来已为史学界所注视和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从已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史学界存在一种传统的提法是,“所谓永佃制,就是土地所有权分离为田面权和田底权”;“所谓田皮权是永佃权的一种形式”;“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永佃权的首要特征”等等。所有这些提法,无非是把永佃权和“一田二主”不加区别的等同起来。同时在已发表的论著中,对于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的存在和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如何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到目前为止,尚缺乏研究。本文试就上述问题提出拙见与同好者探讨。     

多维视角下的近代安徽族田分布

本文从祠堂数量、捐献族田人数以及土改调查的族田量分别对近代安徽族田的分布状况进行考察,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勾画出近代安徽族田分布呈现自南部徽州山区向淮北平原地区递减的总体态势及其起伏.     

文史快车

影像站土改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乌当区的互助合作运动

一、组织生产互助组1951年10月,乌当区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在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他们购买耕牛,添置农具,修圈积肥,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国家提供工业原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们仍然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贫雇农,家底薄,生活尚不能自给,发展生产困难更大。所以,有的农民依然处在讨饭,甚至出卖土地的境地;而另一部份农民,土改后打倒了地主,再不受人剥削,家底丰厚,有技术、生产好,生活有节余,总想发家致富,开始买田置地。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     

田面权在明代是怎样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说:「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田面权是江南若干地区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所有形式,去年学习杂志曾把他形成的过程介绍得很全面。本文在这里所要补充的只限于明代他的起源上,由于所见材料有限,错误地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能够予以指正。根据郡国利病书,明代福建省南靖县有所谓一田三主制。什么叫做一田三主呢?那就是说一块土地,他的所有权则归于三个主人。大致上第一     

农村大集体生产的评工计分

1950年10月,苏南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苏南农村工作团的指导下,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后,刚翻身的农民仍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经营,由于贫下中农缺少农具、资金不足、劳力强弱不均等因素,生产遇到困难。当时,党和政府号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于是从1953年开始,农户以邻居、亲戚组成临时性的伴工互助组,继而发展为常年互助组。1955年下半年,传达了毛泽东     

近代苏南族田的规模增减与功能变动

在近代苏南,随着族田规模的增加,其功能从祭祀开始向赡族、助学等逐步展开,直至发展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当族田规模减小时,从社会公益事业渐次向祭祀缩减。祭祀是族田的基本功能。族田的主要功能也随着规模的增加发生变化,先以祭祀为主逐渐转向以赡族为主;随着规模的减小,赡族的主要功能地位又让位于祭祀。不同宗族族田的功能增减、主次功能转变应达到的族田规模可能有别,但是变化的趋势是确定的。族田功能随着规模增减所发生的有规律变动,是苏南人尊祖敬宗观念的外在表现。     

程一卿和他所制的墨

墨是所谓"文房四宝"之一,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有密切关系。本文只就清代程一卿所制的墨和他的继承制墨的有关问题,作一些考证。(一)程一卿即程瑤田墨家制墨题款,有用自己本来名号的,如方密庵(君任)等即是一例;也有另用一名好象作家笔名的,程一卿就是如此。从墨上款识来看,只知有一卿,不知还有瑤田、易田、易畴诸名;而从程氏的著作上看,又只知有瑤田、易田、易畴诸名,不知有一卿。按尺木堂墨品     

城市郊区土地改革中的界线划分与社会隔离——北京市海淀区巴沟村及其周边村庄研究

北京市郊区农村土地改革的研究表明,尽管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亦在接管城市过程中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策略,颁布了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土改法令和政策规定,但由于思想认识、斗争经验和动员方式的惯性影响,城郊土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既有农村经验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在城郊土改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割特征,突出表现为本村人与外地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业与工商业资本的隔离,造成了人口流动、身份转化、资金融通等困难,严重影响土改后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二元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     

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刊出曾彦修同志口述文《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文中提出康生在山东土改整党中"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指渤海区党委。这是对的。另一个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他说的有误。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全国土地会议后,康生原计划去冀中搞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