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咤风云徐树铮

正徐树铮(1880—1925年),安徽萧县人。少时徐树铮机敏过人,却顽劣不堪,一次乡中小儿分作两队交战取乐,徐树铮领一队游戏,对方某小儿年长,虽机智不及徐树铮,但勇猛过之。徐树铮不能抵挡,遂暗中削竹签藏在身上,待两队小儿再游戏时,以竹签将其刺伤。徐树铮自知惹出大祸,径自逃出,躲在神龛下3天才敢回家。     

徐树铮与张謇

一九二五年,徐树铮以段祺瑞执政特派的“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名义,组织并率领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等十二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十二月十一日回到上海。为了维护段祺瑞为首的中央政府,他准备去南京联络孙传芳。孙传芳时称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企图捧张謇作北京政府临时总统,而由自己操纵中央实权,得知徐树铮考察归来并有联络之意,亦想利用徐树铮,于是复约徐到南通访问张謇。     

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形成为总统府和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并一度成为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本来,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却是例外,实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然黎段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后,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段所依靠的武力支持。经过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更不可动摇,内阁主导正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系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     

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外交

第四次中东战争打破了中东和平僵局,也加快了美国调停阿以冲突的步伐。为达到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目的,美国对交战双方推行了两条似乎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既确保以色列不被打败,但又阻止它取得类似六日战争的胜利,迫使其具有谈判的压力和意愿;阻止阿拉伯国家军事上获胜,但确保其国家尊严。通过审慎又坚定的外交活动,美国基本实现了保护以色列、维护阿拉伯国家尊严以及实现军事停火的直接外交目标,这为它主导战后中东和平进程打下了基础。     

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

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吕茂兵在皖系军事政治集团中,徐树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就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这个层面,剖析徐树铮是如何操纵局势而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一、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的组建１９１７年７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皖系首脑段祺瑞重新登上了国务总理...     

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

二次革命期间,进步党处于北洋派和国民党竞相争取的有利地位,获得了上台组阁的机会,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成立以熊希龄、梁启超为核心的新政府,立完派第一次掌握了部分中央政权。新内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政方针,但也副署了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命令导致国会解散。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袁世凯利用承德盗卖文物案胁迫熊希龄副署,本文经过考证认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熊、梁等进步党内阁派早已存在开明专制思想,而且对民初议会政治实践不满,他们希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但是在国会解散后不久,失去支持的熊梁内阁也在北洋派的压力下黯然倒台,标志着这种依附性的开明专制道路完全破产。     

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联盟.随后,国联通过决议,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即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美国期望借布鲁塞尔会议调停中日冲突,故一方面设法劝说日本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建议中国做出让步.然而,日本两次拒绝邀请,加之负责调停工作的小委员会未能成立,美国的设想最终落空.美国希望在调停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在援华制日方面不愿当头,美国的"有为"和"无为"反映了其参与布鲁塞尔会议的限度,亦折射出美国远东政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曾纪泽与中法战争时期的英国调停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数度调停,目的在于独立操纵中法和议,以维护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及列强共同侵华的统治秩序。曾纪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外交立场和活动及其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是英国调停未能如愿成功的重要原因。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的府院之争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内外交困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首先,1948年12月20日,孙科接替翁文灏组阁,出任行政院长;紧接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宣布再次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困境,相反却出现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总统府与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从而使得国民党政府内部更加矛盾重重、斗争尖锐,进一步削弱了其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统治力量,加速了走向崩溃和灭亡的历史进程.     

蒋廷黻致王宠惠孔祥熙电

南京外交部王部长阁下: 因土耳其外长抵莫斯科,李维诺夫直到一小时前才会见我。我向他介绍最近卢沟桥冲突的原委及日本行动意向。他说苏联政府深知日本是侵略者,非常同情中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交涉以维持和平的做法是回避问题。我问他如果中国请求苏联出面调停,苏联将单独出面还是与其他列强共同出面。他说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没问题,但鉴于苏日关系由苏联出面调停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联合出面调停,他说可以考虑,但在他没有请示政府之前,     

马歇尔调停与拟议中的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

马歇尔在调停中国内战之初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维护当前的调停成果,马歇尔赴美,为国民政府说服了进出口银行应允为其提供五亿美元贷款。然而,就在这一贷款签字前夕,中国内战和调停局势发生了变化,破坏了提供美援的条件,为了把握谈判的节奏,美方冻结并最终终止了这批贷款。     

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65年印巴战争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变化的直接结果。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决策者把遏制中国作为其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同时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是,美国的政策中存在着援助印度对抗中国与同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就是以不介入及以停止援助作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压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惩罚。美国的政策实际上丧失了对印巴两国施加影响的渠道,这不仅使得苏联在调停印巴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也导致苏联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援助印度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巴基斯坦发展和密切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迅速减退。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表明,以对外援助作为实现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作用和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     

双重的矛盾——印度尼西亚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解析(1949-1966)

从1949至1966年,印美两国关系经历了友好、冲突、缓和与恶化的曲折变化。印尼中立主义与美国遏制战略之间的冲突,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重矛盾。印尼民族主义与美国维护冷战盟友荷兰、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冲突,则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二重矛盾。印美两国矛盾的实质在于,冷战的两极格局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和一个新兴地区大国之间难以调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直皖战争与日本

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1916年6月—1920年7月),其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日本以金钱、军械武器支持段祺瑞在北洋派中扩充皖系的军事实力,从而在北方形成了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政权。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始终是压制直系扶植皖系。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各种形式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使日本在华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特权。故而支     

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

抗战爆发后,国共虽实现了合作,但矛盾冲突却不断.国民参政会成立后,黄炎培以其为依托,对国共争端进行了调解.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在抗战前期的努力虽未能消除国共的根本分歧,但缓冲了国共冲突,维持了合作抗日的大局.在此过程中,黄炎培作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对国民党的民主化抱有期望,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越来越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同情和合作.     

孙洪伊与孙中山

今天,提起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几乎家喻户晓,但要问孙洪伊是何许人也,恐怕鲜为人知。孙洪伊（187—1936年）,字伯兰。天津人。其家庭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北仓大盐商孙家。他先后捐资创办了北仓蒙养小学、民立第十高级小学,后与其妹夫罗东朝各捐资15000元在天津城内户部街创设了电报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孙洪伊卖掉祖遗田产4000亩,得款4．2万元,全数充作创立明新中学之用。后来孙洪伊又与蒋冶亭合办了天津河东中学,孙为董事长,蒋为校长。时值中国近代教育兴起之际,这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     

明清西南地区“牛丛”问题研究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理方式。牛丛组织在明清易代中的地位变化，是朝廷在西南治理中政策、制度变化之反映。     

德怀特·莫若与墨西哥政教冲突的缓和

1926年,卡列斯总统颁布极端的反教权法令,墨西哥政教冲突激化,演变成一场内战——基督战争,而此时因石油问题陷入外交僵局的美墨关系,受其影响更加紧张,这一形势下,柯立芝总统任命德怀特·莫若出任驻墨大使,对这场战争进行有效调停。在莫若的周旋下,墨西哥政府、梵蒂冈教廷和墨西哥天主教三方最终达成妥协,成功缓解了墨西哥政教争端。莫若也因此享有极高的声望,其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叙利亚与两伊战争

叙利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阿萨德阿拉维派复兴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基于现实矛盾、地缘政治和教派因素,在两伊战争中从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支持伊朗,反对伊拉克,叙利亚的两伊政策因两伊战争的进程和阿以冲突的起伏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对叙利亚和伊朗及中东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