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城邦自治观念与霸权兴衰——试析公元前386至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与雅典的称霸

古代希腊的城邦自治（autonomia）观念始于公元前5世纪,及至《大王和约》发展为希腊城邦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准则。就公元前4世纪霸权的兴衰、更迭和发展进程而言,城邦自治原则的最终确立影响极大。该原则虽为强邦所滥用,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实现霸权的工具,但也阻止了联盟作为一种霸权向帝国的发展。城邦自治观念与霸权所呈现出的这种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是梳理希腊城邦邦际政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

关于早期希腊国家的兴起,主流观点认为,迈锡尼文明衰亡后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遽然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这一观点为古典学界普遍接受,成为诸多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意在重新审视这一说法,提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中断,是因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了作用。城邦文明历来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它必须同被认为带有专制王权色彩的迈锡尼文明区分开来。然而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迈锡尼文明和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诸多联系,而且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黑暗时代"亦非通常认为的那般黑暗,希腊人群体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还有,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更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以前而非此后的情形。由此本文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把城邦兴起看成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     

试论希腊早期僭政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公元前650年科林斯的库普赛洛斯统治开始至公元前510年庇希特拉图的儿子被逐出雅典为止,这一时期史学家通常称为“僭主时期”,①即早期僭主政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众多城邦大多经历了僭政。僭政时期正是希腊历史的变革时代,也是希腊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公元前5、4世纪希腊的伟大成就都以这一时期为基础,希腊的民族特征及本质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等重大成果都在这一时期孕育。所以,公元前7、6世纪对于     

色诺芬史学二题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著《希腊史》是希腊城邦危机时代的产物。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是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对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社会生活史等均有独到的分析和阐述;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也有重要贡献。当然,色诺芬史学也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廖学盛为什么在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４世纪的２００多年里,在古代希腊存在过雅典这样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是全世界众多学者长期探索而迄今未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本人对于产生古代雅典民主的历史条件的认识,也在深化和完善。在关...     

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科书

一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     

论德尔菲外邦代理人制的礼仪性

外邦代理人制度是古希腊邦际关系中的一项制度。古希腊城邦常以相关法令任命某城公民为本邦在该城的外邦代理人。泛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颁布的相关法令存世最多。该城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即刊刻相关铭文,并于公元前3世纪达到顶峰。以德尔菲为代表的宗教圣地虽沿袭了此项制度,但其法令的措辞与实际功能均有别于其他城邦。在德尔菲,外邦代理人只是礼仪性的嘉奖,其实用性已然弱化。     

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

第90届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举办于公元前420年。其间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是斯巴达城邦被禁止参赛,二是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赛场上大肆炫耀他个人的财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事件及其背景的解读分析,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其中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亚里斯多德政治思想述评

一亚里斯多德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以后,由于奴隶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在生产的各个领域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希腊奴隶制城邦赖以生存的经济(即城邦公民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已不能适应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城邦出现了危机。战争给希腊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农民是战争的最主要受害者。兵燹祸及的地区,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同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斯巴达,公民份地原属于国有,到公元前4世纪初也正式承认土地可以转让了,而且以后土地集中得很快。在雅典,不仅有土地兼并现象,而且还有人以低价买回生荒地加以开垦,然后以高价出售。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进行,一些奴隶制大庄园相继出现。如在阿提卡,有的大农庄面积     

海军与斯巴达霸业兴衰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斯巴达是一个农业国家,步兵是斯巴达主要的武装力量,也是斯巴达霸业的军事基础。事实上,海军也是斯巴达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希腊海军发展的早期,斯巴达海军至少与希腊半岛的其他城邦不相上下。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此后,斯巴达海军开始逐步落后于以雅典为代表的海上强国。但此后,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快速发展,取代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海军强国,斯巴达也借此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公元前4世纪前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海军发展对其霸业的影响,斯巴达对海洋及海军认识方面的目光短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的勃兴背景:一项历史学的综合考察

丰富而悠久的前城邦时代的宗教文化遗存,前城邦时代向城邦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契机,以及公元前8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政治形势,共同构成了古希腊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勃兴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从本质上讲,古竞技会的勃兴,体育竞技联袂于泛希腊节庆,反映了长时段的古希腊宗教文化积淀的成果,顺应了古希腊世界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昭示着城邦公民政治崛起的新的历史转向。     

《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译注

《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是公元前4世纪黑海北岸希腊城邦奥勒比亚颁布的关于本外币流通与兑换的法令。奥勒比亚位于黑海西岸贸易线终端,是希腊人与亚欧草原游牧民族尤其是西徐亚人物质交换的主要榷场,也是希腊各邦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商埠,希腊商旅势必携带诸邦金银货币出入于此。虽然奥勒比亚行银本位制,但在当地货币早期发展中铜铸币居于重要地位。该法令规定了当地银币、铜币为城邦内部惟一合法通货,并设定了本币与外币兑换制度,是研究奥勒比亚经济和货币发展的重要史料。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试论印塞钱币上的“马”网案以及中亚地区“马”文化对我国新疆地区之影响

中亚地区的“马”图案由来已久,钱币上的“马”图案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的古印塞王国时期甚至更远,（见图一）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的“马”图案钱币。印塞钱币正面一般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国王骑马像,周圈是希腊文（希腊文应当源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建立的希腊化城邦国家巴克特里亚）,背面为一站立的神像,周圈为怯卢文（一种当时在印度西北部使用的文字,现在已成死文字）。     

关于希波战争起点的质疑

在我国史学界,关于希波战争的起点问题似乎已成定论。但是,最近读了希罗多德《历史》以及有关史著,认为公元前500年开始的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不是希波战争的起点。一我们首先简要地回顾小亚细亚希腊人反波斯斗争的历史。当时,反波斯阵营中有三大势力集团:伊奥尼亚人(Ionians)、爱奥利亚人(Aeolian)城邦;赫勒斯滂(Hellespont)、博斯普鲁斯(Bosporus)的希腊人城邦和卡里亚(Caria)、塞浦路斯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浅析古代希腊社会的演说传统

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在古希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演说家,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后世学者们在分析其中原因时,普遍归结于城邦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修辞学的兴起。本文在承认这两个原因的同时,试图从希腊前古典时代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以前古典社会的口语传统为基础,为演说家群体在希腊历史中的勃兴寻找制度和技术以外的根源——古代希腊社会的“演说”传统。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口语交流在前古典社会的主流地位、城邦政治与贵族政治的非暴力性和小亚细亚“爱智”风潮的兴起。在长时间缺少有效文字和廉价耐用书写工具的古代希腊社会,正是这三种因素共同促使形成了古希腊社会所谓的“演说”传统。     

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教育是古代斯巴达文化形象的基础.一般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