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台湾道台视阈下的台湾社会探析——以台湾方志之“序”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道台是台湾方志修纂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他们在台湾方志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台方略。在台湾道台的描述中,台湾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教育日渐兴盛的地方。透过台湾道台之眼,我们也可以窥探台湾之"实",即清政府对台湾的管辖不断深入完善、台湾社会在曲折发展中步入近代等重要历史事实。     

潮汕与台湾方志界为统一大业作贡献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潮汕与台湾两地的方志界以此为契机,以志书为纽带,连结两地的同胞情,积极开展方志学术交流,在交流合作中完善方志事业,并以地方志为载体,共促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浅谈加强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杨海峰在《福建史志》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进一步推进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用好用足国家对台湾地区的政策,积极推进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大陆方面,要设立专门的两岸方志文化交流机构,统一组织,统筹规划,使大陆丰富的方志文化资源在两岸交流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要面向台湾人民传播大陆方志文化。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台湾地区举办各种志书成果展等活动,让台湾人民在直观上了解大陆方志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未经启用的台湾总兵关防与晚清台湾建省之波澜

1980年北京出土的"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是一颗由清代礼部铸造成型的正式官印。虽然未能付之实用,却正好成为反映晚清台湾建省曲折过程的珍贵实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清代中央政权逐步加强台湾地区管辖的历史进程。     

台湾方志编纂简述

台湾方志的编纂,始于1685年。迄今已约三百余年。期间经历清朝、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由于政权的更替与时代的变迁。方志的编纂既呈现不同风貌．志书的内容体例也呈显不同的特征。以日据时期为例：1895年日本统治之初,先后进行有关台湾习惯、人口、土地的调查,又积极搜集清代纂修台湾方志与采访册稿。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除了少数延续中国修志的传统之外,大多为了施政需要或是纪录施政情形．而出现近代形式志书的纂辑。     

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     

台湾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漫谈

台湾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一些历史因素,使台湾几次与祖国分离,但祖国对台湾的经营没有因此而放弃。这可以从台湾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建置中看出。[第一段]     

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

台湾地区的现代方志学研究始于1945年,2000～2010年间,台湾期刊发表了相当多的方志学论文,同时与方志学相关的著作成果亦是非常丰富。台湾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方志发展史研究、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文献整理、方志编纂研究、方志应用研究、方志批评等方面。台湾学术界对方志学的研究颇具特色：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以台湾为主;研究的内容尽管没有大陆广泛,但对方志学的核心分支学科已多有贡献;由于方志学研究的实践性强特点以及台湾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围绕“二战”后方志编纂形成的论文是台湾方志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成了方志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给方志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方志学科的交叉趋势日益明显。     

清代台湾方志中的文化遗产纂录及其价值

清代方志中对台湾地区文化遗产多有记述,主要分为自然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3类。自然文化遗产展现台湾地区独特的地物风貌,物质文化遗产是台湾历史信息的情境再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台湾历史社会风貌的集中展现。通过对涉台方志中"古迹""风俗"等部分中有关当地文化遗产记载的归类分析,在纵向上把握台湾文化遗产由远及近的发展脉络,在横向上对台湾不同地区文化进行比对和释因,并从方志学视角对清代台湾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脉络进行梳理,借此思考当前两岸涉台文物的共同保护与治理问题,为两岸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     

台湾修志管窥

正我国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同根同源、同宗同文。编修地方志是两岸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方式,探究两岸地方志工作的异同,对于促进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发掘共同的文化基因有重要意义。2015年6月26日至7月3日,笔者随江西省地方志学会考察团赴台湾考察。考察期间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台湾史前博物"等文化机构,并与"国立中正大学"     

一部全面反映台湾方志发展的学术专著——读台湾学者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

一部全面反映台湾方志发展的学术专著——读台湾学者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仓修良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台湾府志》三种,当时购得一部,打算阅后写篇文章,以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近百年来,一些帝国主义野心家一直处心积虑...     

第一轮修志以来台湾地方志研究概述

笔者对近四十年来两岸的台湾方志研究进行整理、分析,从方志学研究体系出发进行概括、归纳,认为两岸学者的台湾方志研究有同有异。从微观上看,两岸学者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分布上都存在差异;但从宏观上看,台湾学者的台湾方志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台湾方志学研究都属于方志学的范畴。加强两岸方志研究者的交流,构建方志文化共同体,是促进台湾地方志研究的必由之路。     

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

"旧社"是台湾原住民的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是原住民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聚落的迁徙和内涵形态发展的结果 ,与特定现生族群的口传"记忆"与文化直接关联,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共同课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玛玲教授的《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展示了她在屏东县牡丹乡高士村排湾族"南排"Palilalirao群的Saqacengalj、Cacevakan、Aumagan等三个石板屋旧社遗址的调查研究成果,着力空间分析,详细记录旧社聚落内不同形态至房舍的位置关系与布局,并通过聚落环境、家屋排列、形态分类、构造特点、文化内涵等,分析三聚落的异同及与"北排"的差异,并思考了考古学旧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台湾考古学、民族学上价值不菲,在华南其他族群的民族考古学上也有重要的启示。     

台湾戒严时期书商盗版大陆书的各种奇招

台湾于1949年开始"戒严",并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严禁大陆作家、学者的书在台湾出版和流通。可是,有不少大陆学术著作,对于台湾地区的学者、研究人员、学     

台湾方志体例与编纂方法的演变比较研究

本主要是对台湾一地所纂方志在体例与编纂方法上进行理论研究,揭示台湾方志的发展历程,以期对促进整体方志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我为武汉大学台湾校友联系母校

正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归还台湾,武汉大学有校友参与了接管工作。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有些武大校友随之到了台湾。在台湾的武大校友,对台湾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如武大乐山时期毕业的赵耀东,曾担任台湾的"经济部长",他工作雷厉风行,讲究实效,为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起到了很大作用。人们称他为"赵铁头",还曾被武汉大学评为杰出校友。台湾地区武大校友曾达到300多人,     

蒋毓英与第一部《台湾府志》

台湾方志之编纂,肇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蒋毓英的《台湾府志》。台湾第一部方志以征信为基本出发点,充分体现了传统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三大功能,在保存史料、弘扬儒术以及倡导风气、树立规制等方面对台湾日后方志的修纂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虽然还存在一些体例和内容方面的缺失,但它在台湾方志发展史上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从方志的寺庙记载看明清时期台湾宗教信仰状况

本文以1918年连横编著的《台湾通史》和清代编修的6部《台湾府志》中的寺庙记载为基础, 从寺庙的分布、数量、规模和主祀神等方面, 分析明清时期台湾地区宗教信仰状况及其构成因素。     

《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陆续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共同编纂的《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已由九州出版社陆续影印出版。该《汇编》所选史料均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揭露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记录了台湾同胞在日据时期心向祖国,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进行的不屈抗争;反映了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接收、管理及全面安排台湾光复后经济、文化、教育等重建工作,是研究民国时期台湾与祖国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具有极高的研究、参考与收藏价值。全书分300卷,共收录档案史料12万页左右,将于2007年全部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