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黑龙江方志考略

本文对清代、民国时期黑龙江的省志(通志),府、州、县志,城(区域)志、道志、舆地图志,特别是对清代流人编撰的方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与评介,其中重点对《黑龙江通志》的编纂过程进行了系统考证与评述,对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过程以及清代、民国时期佚失方志和虽有修志之举而未成书的方志也进行了考证。另外本文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黑龙江方志的价值。     

论邬庆时的方志思想

邬庆时,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在抗战军兴之际,修志不辍,著有方志专著《方志序例》,修有民国《番禺县续志》、民国《宝安县志》、民国《高要县志》等志书近十种。提出为保全民族文化的命脉计,志书"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创新修志的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因应时代的要求,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及表现形式不断进行创新。     

两部民国《萧山县志稿》的比较研究

民国期间萧山修有两部县志,这两部县志存在差异：纂修机制不同,一为官修,一为私修;门类的划分有别;记述内容侧重不同。两部志稿于今仍有巨大的价值和启示。两部民国《萧山县志稿》是萧山本土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为社会主义两轮修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有些优点当代修志值得借鉴;志书编修要形成政府主持修志与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需不断与时俱进。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张相文与民国版《泗阳县志》

<正>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开拓者。在方志编修领域,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国初年,中国的方志编修事业进一步发展。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1916年,教育部与内务部又会同通咨各省,请其指令下属各县纂修方志。在此大背景下,张相文积极投入到家乡泗阳的方志编纂活动中,通过数个方面的努力,使民国版《泗阳县志》成为当时所编修1100     

武亿方志学成果述略

作为乾嘉汉学在中原地区的标志性人物——武亿,在经学、金石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方志学领域,武亿也成果斐然。自乾隆六十年(1795)以后,武亿应邀先后主持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安阳县志》3种地方志的纂修工作。三志的发凡起例、人员组织,均由武亿一人负责。三志修成,因其义例谨严、资料丰富,成为方志纂修的标志性范本。同时,在三志的纂修过程中,对方志体例、修志材料的搜集等,武亿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成为清代方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源。     

乾隆《萍乡县志》研究

乾隆《萍乡县志》纂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凡12卷,是清代萍乡第二部县志。纂修者胥绳武既是地方官也是藏书家,致力于方志纂修。在体例方面,受到乾隆时代方志学肇兴和考据之风影响,标明文献来源,注重源流考证。在内容上,增补康熙《萍乡县志》的阙略,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增加诗文的收录,并在地方名胜的考证,以及风俗考察方面有突出特色。     

民国通志馆述略

民国通志馆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经历了抗日战争前的兴盛、抗日战争时的中辍和抗日战争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不仅编纂了一批高水平的通志,而且推动了全国市、县志书的纂修。研究民国通志馆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方志机构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代东北方志纂修述论

从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县志》问世，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清代东北地方志修成119种，其中亡佚11种，现存108种。在康熙年间编修《大清一统志》推动下，盛京地区修志事业兴起；乾隆年间成书的两部《钦定盛京通志》,由乾隆皇帝下旨敕修，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体现统治者对发祥重地编修通志的重视，是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东北地区人口剧增，新设一批府厅州县，相应带来规模空前的修志热潮，既对旧有州县志进行了重修，新设州县也开始编修方志，其中乡土志数量尤多。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历程，反映出清代东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     

从民国县志编纂成就看陕西社会近代化变迁——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

明清时期,陕西修志成就显著,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例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陕西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努力与改变。     

阮性传与《兴化县小通志》

方志可分为官修与私修两种．即以兴化方志而言,存官修县志5部：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县胡顺华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志》（《胡志》）;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欧阳东凤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新志》（《欧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张可立重修、王岩纂修的《兴化县志》（《张志》）;咸丰三年（1853）知县梁园棣主修;刘熙载、陈广德纂修的《重修兴化县志》（《梁志》）;民国32年（1943）伪县长李恭简挂名主修、李详纂修的《续修兴化县志》（《李志》）。     

著理与为理：张缙彦的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

张缙彦曾主笔《五岳名山志》《新乡县新志》《宁古塔山水记》,补辑《名山胜概记》,删补《岱史》,参阅崇祯《新乡县志》,发愿修纂《泉志》和续修《嵩书》,为崇祯《新乡县志》、顺治《登封县志》、顺治《永宁县志》撰序,并恳劝孙奇逢主修顺治《河南通志》。张缙彦对方志纂修工作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在明末清初文人中较为罕见,其过人的学养使其建立了超越同时代寻常意义的方志观,并表现出纂修理念因时制宜的开放性和务实性。张缙彦在强调方志“著理”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地方官纂修方志的行为是“为理”的一种方式。自身方志纂修理念与实践的高度契合,使张缙彦在中国古代方志纂修史上具有标杆性位置和意义。     

乡绅支大纶“志徐节妇”事及所见晚明嘉善地域社会

明万历年间,江南嘉善县重修县志,乡绅支大纶通过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修志人员施加压力,意欲让死友之妻徐节妇载入县志。但因支大纶不愿屈从于修志者咬定的金钱规则,节妇只被变相记载于卷末的按语中,直至清代纂修方志时才移入正文。这一事件既为探究明清方志的编修过程、评判方志的性质与价值提供了一个实例,同时通过支大纶的行止,又可从公/私辩证的角度探究乡绅在地域社会中规范自身的行为守则。     

浅谈专家修志

专家修志古已有之。我国现在流传下来并为世人称道的名志绝大多数由名家或专家修成。如戴震修《汾阳县志》、洪亮吉修《泾县志》等,他们都堪称专家修志的典范。新一轮修志工作开始后,专家修志被广泛提及,已经成为我们开展新一轮修志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笔者就专家修志问题谈几点学习体会。     

民国士绅变迁与县志编修探析——兼谈志书官修

官与绅合作修志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我国志书编修的一个突出特点，还是我国志书官修的基本样态。民国时期，士绅阶层变迁与分化加剧，并逐步走向衰落，这对县志编修产生了深刻影响：修志倡议形式由双轨向单轨转变，编修组织形式由官绅合作以绅为主向官绅合作以官为主转变，修志体例与内容由袭旧到创新。官与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士绅本身变迁与分化，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县志编修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掌控上。民国士绅变迁不但影响着县志的编修轨迹，还影响着县志的样貌与特点，演绎着县级方志文化的历史。     

清代仪征刘氏修志述略

清代仪征刘氏一门三代皆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从清代道光、咸丰时期至民国年间,刘氏三代主持或参与纂修的地方志共有8种,这些方志资料丰富、体例严谨,被学者誉为名志。此外,在修志的过程中,仪征刘氏就方志纂修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体例的制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志的纂修,不仅仅是在旧志体例基础上对原来材料的简单堆砌,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以前所修各种旧志的体例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新志体例。此外,刘氏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方志纂修理论。     

邓缵先和《乌苏县志》

新疆地处边塞,历来“志乘阙如”;尤其在民国时期,志坛沉寂,未进行过较有规模的修志活动。虽然在民国32年(1943),当时主政的盛世才曾有过编修《新疆通志》之倡议,而且聘请了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辑钱海岳夫妇来新疆主持这一工作;但此举犹如昙花一现,从酝酿到讨论,时仅两年,连篇目都未能制订,便因“政局不稳,人才缺乏”而停顿了。幸好当时少数有识之士,凭着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对修志传统的执着精神,纂修了一批兵要志和县志;尽管大多数未能刊印,但毕竟填补了新疆当时志坛的空白,邓缵先的《乌苏县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方志理论建设与方志事业的继往开来

方志理论建设与方志事业的继往开来四川省大足县志办公室张划当前方志理论建设,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各方仰仗,综合效应比较突出的历史时期。无论从总结本届修志的角度,从迎接下届续修的角度,从建立新方志学的角度,还是从培养提高方志人才的角度,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