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创办影响价值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为实现江南制造局的制造西式舰船利炮,学习西方技术的要求而开设的。该馆所出版的译著,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仅作为翻译书籍平台的本身,可以说翻译馆的创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

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张增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作为近代中国官办的专门性翻译和出版机构,其翻译和出版西学书籍的部数、内容和社会影响,以及其在清末译西书活动中的地位,是西学东渐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读史所及,记于兹。一、所译酉书的数量与特点在翻译馆４０余年的译...     

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王扬宗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科学文化在晚清的传播及其影响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上海熊月之先生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位。继发表了《上海广方言馆史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孙犁论日记

我的读书范围很狭窄,对日记文体没有什么研究。据我所知,孙犁晚年读了一些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日记,并作了中肯评论。他读过清代的三大日记,还读过《郭天锡手书日记》、《使西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三愿堂日记》、《西征日记》、《能静居士日记》、《郭嵩焘日记》等。他说:“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孙犁的《书衣文录》里有一则《日记总论》,对日记的性质、作用及其写作,进行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其要点是:     

介绍晚清《铸钱工艺》一书

线装石印本《铸钱工艺》一书系译著,约４万余字,１９０面。译者为英国的傅兰雅和上海的钟天纬。傅兰雅（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英国传教士,１８６８年受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译著达１３０多种,其中《化学鉴原》、《佐治刍言》、《公法总论》等,在晚清知识界有广泛影响。译书之余,兼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等职。为晚清来华传教士中传播西学最著者。钟天纬（１８４０—１９０１）,江苏华亭人（今上海松江县人）,字鹤笙,早年失学,１８７２年人上海广言馆英文馆读书,之后曾游历欧洲。１８８１年回上海,入…     

《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刊的少量历史译著中,1874年出版的《四裔编年表》被认为是晚清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熊月之也认为该书“用年表体例,以各国帝王、总统沿革为经,以各种种族、政教、争战之事为纬,叙事清楚,语言简洁,是人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实用工具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理应得到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就该书加以讨论,不仅如此,     

汪精卫的《日记》和“遗嘱”之谜

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     

“宝苏”机铸制钱多地铸造论

拜读《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发表的《“宝苏”机制制钱铸地探寻》（下简称“探寻”）一文,该文结论是“江南制造局才真正是‘宝苏’机制制钱的唯一铸造地”。笔者据现有史料和钱币实物研究,对“探寻”的结论不敢苟同,“宝苏”机铸制钱应该是多地铸造,“探寻”指为唯一铸地的江南制造局并非是“宝苏”机铸制钱的主要铸地。     

梁启超的民权观与卢梭主权在民说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说的认知,并不自戊戌始。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是为梁启超初次接触西学的情景。1892年,梁启超终于“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到1895年作《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涉猎的西学西书已达300余种,其中“西政诸书”里的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即属社会科学类。梁启超就是从这类西书中,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正是在初步涉猎西方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梁启超才“决然舍去旧学”,并在戊戌维新时期形成了以设议院、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明确指出,开民智“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接着在创办上海大同译书局时又进一步强     

邹炳泰与《四库全书》纂修

邹炳泰是乾嘉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在朝期间出任过多种要职,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考其仕宦经历,邹氏崭露头角始于入四库全书馆充任纂修官。在清高宗下诏开四库馆之后,他即以庶吉士身份参与辑校《永乐大典》之事,不久正式任纂修官,又任复校官,期间尽心尽力,颇著劳绩。而通过梳理邹炳泰《午风堂集》《午风堂丛谈》及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其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与其他馆臣的交游状况,他们不仅作为同事在馆内修书,闲暇时亦经常一同出游、宴集、诗文唱和,这为了解馆臣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诸多信息,并对认识当时的学术风气也具有一定的观照意义。作为四库馆臣,邹炳泰认真负责地辑校了一批重要书籍,为保存传统文献作出了贡献,同时,参与四库馆工作的经历也对邹炳泰的仕途、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初年谱简编

魏初及其《青崖集》对于研究元代初年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但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关注度较低。现有研究成果缺乏对魏初生平的全面梳理,因此对其生平的诸多细节难以详辨。本年谱以魏初文集《青崖集》为基础,参考元人文集、正史等资料,梳理魏初生平,考证部分作品的写作时间,推进学界对于魏初及《青崖集》的研究。     

魏初年谱简编CSSCI

魏初及其《青崖集》对于研究元代初年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但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关注度较低。现有研究成果缺乏对魏初生平的全面梳理,因此对其生平的诸多细节难以详辨。本年谱以魏初文集《青崖集》为基础,参考元人文集、正史等资料,梳理魏初生平,考证部分作品的写作时间,推进学界对于魏初及《青崖集》的研究。     

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江南制造总局的“强军梦”

正位于上海黄埔江西岸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址之上,曾经坐落着举世闻名的江南造船厂。为迎接世博会召开,船厂已在2008年整体搬迁到长兴岛。在今天的上海市区地图上,只剩下"制造局路""局门路""局门后路"等地名,还能引起后人凭吊历史的悠悠遐思。这些路名中的"局",指的就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机器制造局、江南机器局、上海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沪局     

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考述

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武英殿四库全书馆的工作档案。其内容有关《四库全书》纂修初期武英殿四库全书馆的誊录人员、誊录书籍、稽核、分等、奖罚等,涉及四库全书开馆初期誊录《四库全书》典籍时底本的选用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对纂修《四库全书》流程的认识,也为其他《四库全书》相关文献,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翁方纲《纂校四库全书事略》等文献的断代和互证提供参考。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已经出版的《汪荣宝日记》披露清末曾拟就宪法草案 ,但国内外迄今尚未有发现宪草的报道。本文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两种清末宪草稿本 ,一系残本 ,一系全本。前者完成时间应早于 190 9年 ,可能为日本法学家起草 ;后者应不迟于 1910年 8月。二者皆为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虽均非汪氏日记所提到的那部宪草 ,但李家驹、汪荣宝起草宪法时应做过借鉴。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相比 ,这两部宪草对三权政制、公民权利等有了一定重视     

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

近代中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本文利用当时的报刊杂志,有关清人诗文集、日记、奏稿及县志,包括未刊手稿、科考案卷等原始资料,论证化名“蠡勺居士”的译者即《申报》馆第一任主笔蒋其章。继对蒋氏身世与生平事迹,及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有关翻译、出版事宜与意义和影响等,作了考察和论析。     

修志不可忽视旅行记资料

旅行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忽视。笔者自1984年起查阅地方史志资料的实践,深切感到,在新疆,应该充分地利用各种有关新疆的旅行记或考察记(以下简称为旅行记)。因为由古及今,行记资料不仅异常丰富,无所不包,而且比较系统、真实性强。这是修志工作中所不可忽视的。 一、旅行记的重要性 1、历史的传统。清代学者都十分注意收集行记。清代王锡祺在光绪十七至二十三年(1891—1897)所编《小方壶舆地丛钞》(包括补编、再补编)曾收集了洪亮吉《伊犁日记》,方士淦《东归日记》等十余种。光绪二十年(1894),同康主人编《中外舆地图说集成》一百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收录了方观承《从军杂记》,卷二十六有林则徐《荷戈纪程》倭仁《莎车行记》,卷二十七有洪亮吉《天山客话》等。 民国九年(1920),吴兴王文濡编成《新游记汇刊》,卷三十三收录了《新疆风土记》、《伊犁旅行记》,卷四十五单骑《西征日记》,并在序言中称此书“继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而作,力避重复所选为民国及清季之文。”其《新游记汇刊续编》卷二十六收有耐道人《阿尔泰山附近情形》,卷三十七有刘雨沛《西戍途中日记》等篇。     

《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作者考

<正>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日记,所载始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一日,迄于咸丰九年(1861)十二月。2006年,李德龙和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将之收录,题为《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关于作者,任小波先生说:"此书不著撰人,当出自清咸丰间某位朝官手笔。"~①际上,通过日记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将作者考证出来。一《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所载以日常生活为主,举凡交游、仕宦、游历等,莫不详备,其中多处内容隐含了作者的生平线索。     

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考——兼及周、谭二人的交游与交恶

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一事,是关系到带经堂、书钞阁两家书籍递藏的重要问题,也是导致周、谭二人由交好走向交恶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史料不足征,对于个中问题,长期以来均未能给出很好的答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复堂日记》中的相关信息,并参以周星诒等人的批语、题跋,大致可得出三点结论。一是谭献与带经堂陈氏后人陈树杓相识始于同治三年八月,此后直至光绪八年二月,二人均有相当的书籍、书信往来;二是自同治三年十月至十二月,谭献为周星诒共购得带经堂藏书117种,其中就包括明钞本《北堂书钞》;三是周星诒所言谭献居间购书时从中渔利、干没善本,如旧钞本《隶释》、陈奂校本《淮南子》等,当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