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后”印戳和“苍梧”印戳——两件反映南越国内部关系的新物证

1979年在广西贵县发现的罗泊湾2号汉墓(发掘报告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墓内出土有一件大盆(M_2:71,如图一),该盆口径66厘米,底径40厘米,通高26.2厘米,为泥质灰陶,坚硬。     

广西贵县新牛岭第三号西汉墓葬

1956年7月,广西文管会配合贵县建筑和平大路取土,钻探发掘古墓葬,在新牛岭第三号墓出土有阳文"五铢"陶钱,这是两年来在贵县清理二百多座汉墓中未发现过的遗物,特简报如下:新牛岭在贵县城北部二里,是一个高出地面     

浙江海盐龙潭港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1997年海盐龙潭港发掘的8座汉墓,7座为竖穴土坑墓或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物品以鼎、盒、壶、瓿、罐、罍等硬陶器为大宗,部分墓葬随葬铜镜和钱币。墓葬年代大体可定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正好填补了嘉兴地区这一时期汉墓考古资料的空白。     

重庆涪陵点易墓地汉墓发掘简报

2007年3月,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重庆涪陵点易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两座汉代墓葬(M3、M4)出土遗物丰富。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一百余件,有陶、铜、玉、铁及石器等。结合墓中出土的釜、甑、钫、盉及鍪等铜器,初步推断两墓年代为西汉早期。M3出土的镜架和镜饰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镜背之上放置的束腰多棱木杆、两件多面体束腰木杆,应分别是铜镜的附属物、镜架。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汉代铜镜的具体使用方式,特别是镜架和镜饰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广汉中学宋墓发掘简报

2019年8月至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广汉市广汉中学新址发掘了1座北宋时期的梯形单室券顶砖墓。墓葬带有墓道,保存完整,有前、中、后3道肋拱,两侧各有2个壁龛,形制较为罕见。共出土随葬品15件（组）,包括瓷盘口壶1件、四系罐2件、双耳罐1件、双耳杯5件,铜镜1面,铜钱3枚,铜钱残片1件和买地券1方。腰坑随葬1件双耳罐和5件双耳杯,是宋代什邡、彭州、广汉、青白江一带常见的组合,其功用应为镇墓。出土的仿汉连弧铭带铜镜丰富了宋代四川地区仿古铜镜的类型。墓葬年代为熙宁五年（1072年）,葬地为“汉州雒县定安乡兴贵里”。这座纪年墓的发掘为成都平原宋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重庆市合川区黄泥塝东汉墓发掘简报

为配合市政工程建设,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今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的黄泥塝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汉墓2座、明墓3座。汉墓为东汉石室墓,出土器物共88件,其中铜镜、陶车的发现对于研究两汉制镜工艺、车制、交通工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掘为汉代丧葬制度、汉墓的区域类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余杭星桥里山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3月至7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区星桥镇里山发掘墓葬32座,出土文物120余件(组)。其中汉墓22座,分为砖椁木顶墓和券顶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基本相似,时代为东汉时期。M8出土了一面天禄镜,是目前唯一一面经科学发掘获得的天禄镜,具有重要的文物和研究价值。     

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

江苏省徐州在西汉时期为诸侯国楚国的封地,历年来诸侯王墓屡屡发现,如龟山西汉墓、北洞山西汉墓、后楼山西汉墓等。本期又刊布徐州地区两处诸侯王墓的资料。其一为刘埶墓,位于九里山的簸箕山。墓主腰下出土了龟纽金印,印文为“宛朐侯埶”,表明墓主的姓名、身分。刘埶为刘交的第六子,地封宛朐,景帝三年曾参与了“吴楚七国之乱”。墓内出土的金印、金带扣、人物画像铜镜均为西汉文物的精品。第二处为韩山西汉墓,墓葬两座,一号墓出土了玉印,根据印文,墓主为“刘(女宰)”。墓内出土了精致的玉器,600多枚各种形状的玉片可以复原成一件由头、手、足三部分构成的玉套(玉衣),其形制与西汉中期以后遮蔽全身的玉衣有所区别,可视为玉衣的早期形态。     

上海出土明代玉器珍品鉴赏

就上海60年来考古实践看,经发掘清理的明代墓葬有400多座,其中如浦东新区陆家嘴明陆深父子墓群出土玉器60件,明嘉靖太医院御医顾东川夫妇墓随葬玉器28件,明光禄寺少卿顾从礼家族墓玉器22件,明正德进士朱察卿夫妇墓随葬玉器30件等等。     

从马王堆3号墓出土地图看墓主官职

马王堆3号墓出土地图3幅,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自1974年以来,有关专题论文已达30余篇,但以往研究的重点偏于《驻军图》。笔者以为,这3幅地图是一个整体,它们对于确认墓主的身分,对于认识汉初中央、长沙国、南越国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并且还可类推出地图制作的先后时间。一秦汉的地图分为三大类:舆地图、军陈图、都市宫寝图。自马王堆3号墓发掘后,目前发现的只有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和5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因此我们认为,秦汉乃至古代,以地图随葬极为罕见,随葬地     

西安东郊出土的一批汉唐文物

1984年2月,西安东郊人民银行纺织城办事处,在施工中发现汉墓两座,唐墓一座。墓形已破坏,墓葬形制不清。知其中一座为东汉砖室墓,收集到汉唐文物共95件,其中汉代文物39件,唐代文物56件。两座汉墓文物已混为一,出土物以陶器为主,兼有铜器、铁器。这里仅就出土的铁器、铜镜加以介绍: 一、陶器33件,其中有陶罐15件,陶灶2件,釉陶钟4件,陶耳杯6件,陶盆2件,陶奁2件,陶井1件,龙柄陶勺1件。     

河南淅川县阎杆岭83号墓发掘简报

2005年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利枢纽加高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阎杆岭墓群Ⅱ区的83号墓进行发掘。该墓为"甲"字形积石积炭墓,出土鼎、罐、瓮、壶、仓、灶、井等陶器和铜盆、铜甑、铜釜、铜五铢钱、铜兵器、铜车马器、铁剑等随葬器物99件,年代为西汉晚期,为汉墓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四川广汉高坪镇双石村北宋砖室墓清理简报

四川广汉市高坪镇双石村发现一古墓葬,经过清理与发掘,出土了一批随葬器物,有陶器、陶俑、金银器、铜镜、水晶饰件等.经判断,该墓为宋代砖室墓.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发掘简报

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汉墓(编号M1)。墓葬位于西汉长安城东墙外约2公里处,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墓,一棺一椁,随葬器物丰富,有陶、玉、铜、铁、石器等。玉器中有一件直径达43.2厘米的玉璧;一件鎏金铜勺柄部有刻铭"私府大半升乙二斤六两";一件器钮有"中厨"刻铭。从出土物及墓葬形制判断,此墓为西汉早期墓,墓主应是身份较高的官吏或贵族。     

北朝陶俑冠服

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使得各地区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社会的动乱,礼制的解体,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饰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朝时期的墓葬在河北磁县一带相继发掘、清理了10余座,墓内随葬有大量陶俑,仅东魏茹茹公主墓内就随葬陶俑1064件,湾漳北朝墓出土陶俑1500余件0,北齐高润墓出土381件。从出土的大量陶俑的服饰来看,北朝时期的衣冠服制有着自己一定的风格和特点。下面就河北出土的北朝陶俑的服饰,简析北朝时期的冠服。     

羊草庄汉墓

正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鞍山市立山区沙河镇羊草庄发掘了78座汉墓,时代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晚期。墓地出土随葬器物数量较多,种类也较丰富,但规格相对较低,墓主人应是当时社会的中下层民众。这次发掘对于研究辽宁鞍山地区汉代历史以及汉墓分期、断代都提供了新材料,对于探讨两汉时期长城以内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提供了新线索和实物资料。     

咸阳师院附中西晋墓清理简报

2003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咸阳师院附中发掘了一座西晋墓,该墓形制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共出土随葬器物26件,器物种类主要有陶器和铜器,其中一件镇墓瓶上有西晋"永兴"年号,可知该墓时代为西晋晚期。     

重庆晒网坝一座晋代墓葬的发掘

2002年秋,在重庆市万州区晒网坝村发掘了一批六朝时期墓葬,其中的六号墓保存较好,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六号墓共出土器物66件(套),瓷器55件,有碗、罐、盘口壶、鸡首壶等器形,根据瓷器特征,暂将该墓时代定为晋代。另外,墓中还出土了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征的金饰品。     

为什么车马上有这么多饰物？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大墓是200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随葬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随葬的车器。在车毂、车辐和车舆等各个地方都以金银花、镂空铜花和髹漆装饰,极其豪华。同样非常著名的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车马饰件,其中仅马饰件就有九百多件。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经常能出土车马饰件,尤其是等级较高的大墓中,车马装饰非常的华丽。古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装饰车马呢？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漆器复原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前后发掘过四次,共掘得大小墓葬48座,只在第三次发掘的M23内出土漆器(简报见《考古》1959年3期)。这墓出土的漆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因为是土坑墓,填土直接接触着随葬器物,所以出土的漆器都变成灰土,没有一件完整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