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往事回忆录

我于1915年春生于晋南西临黄河的临晋县。临晋古称“桑泉”,但当年那一股贫弱的小泉水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五四”运动时我还是个幼童,对当时的人事纷纭,当然记不得了,但“九一八”事变我还记得,而且印象极深。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系事后补写

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记载,可考证的最早是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2月,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是以日记的体裁出现的。发表《西安半月记》的目的,蒋在其“引言”中说,一是因为“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所以他“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供人们了解、参考。二是记载他“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自我反省和检讨,这当然是蒋介石的客套话而已。     

隐忍未必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将军

本刊特邀编委、学者温济泽同志特约并推荐来本文。温老认为，文章涉及的史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赞成始于“９．１８事变”的看法。他说：“‘９．１８事变’后，东北军民开辟了武装反抗侵略的战场，全国人民首先是学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这段历史长期被忽视。今年是‘９．１８事变’６０周年，似应作比较全面的回顾。”本文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以大量翔实史料和生动感人的笔触，既写出了张学良将军爱国至诚、忍辱负重的拳拳之心，又展现了东北人民奋起抗日的英勇斗争。历史早该还其本来面目了，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是从１９３７年“７．７事变”开始，还是从１９３１年“９．１８事变”后开始？希望广大读者和研究者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今年是“七·七事变”60周年，也是以抗日救国而名闻中外的“七君子”光荣出狱60周年。有关“七君子事件”以及由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曾震惊中外。当时有某些难以说清的史实，如今已获得解答。重温这一段抗日救国气壮山河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将大有神益。蓬勃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寇在三、四个月中即袭占东北三省；1932年的“／＼·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日寇得寸进尺侵略热河及察哈尔北部，到1935年日寇入侵华北，成立冀东傀儡政权——短短几年里，祖国大好河山…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上海“《民国日报》事件”与“一·二八事变”

<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为转移在国际上对其强占中国东北三省的视线，并寻找新的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以逼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开始不断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9日的“《民国日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日本找到了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江防舰队

20世纪30年代初,口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终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最早与侵华日军遭遇的中国海军是东北江防舰队。     

解方将军和"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将军兵谏蒋介石,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临如此重大变故,国内局势没有发生大乱,除有周恩来积极调停,使双方达成协议外,还有一个“兰州事变”,才避免兰州和全国出现混乱局面,可“兰州事变”和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解方将军却是鲜为人知。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触目惊心的山西“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发动“事变”玩火自焚记

1999年是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玩火自焚的60周年.当这一难忘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作为当年那次“事变”的幸存者,我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倒行逆施发动那次“事变”的情景,想起“事变”爆发后,我所在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指战员,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和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事变”的正确方针.倒行逆施发动“事变”1939年,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适应侵华日军“和平”诱降阴谋的需要,违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意愿,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强加以“叛军”、“反动组织”的罪名,调动他统帅的山西旧军,要“讨伐、消灭”.为此,阎于1939年11月1日,密     

《皖南事变》读后献疑

读了黎汝清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之后,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作者在小说的“代后记”中说:“我在1964年9月,开始写提纲时,便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把皖南事变历史“自认为弄得一清二楚后才动笔却是实情。”这是否言过其实?现举二例说明作者并未把皖南事变历史弄得“一清二楚”: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用了不到6年时间,将局部侵华逐渐扩展为全面侵华,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战后日本不少论著为此阶段日本侵华政策及侵略行径进行辩护,其主要论调有:“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起因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评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经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扩大,到1945年“八·一五”宣告彻底失败,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是本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迄今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日本有些人仍然否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当然要受到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其中也包括日本国内有正义感的人士和正直历史学     

太宗世民宽仁大度 魏征方成一代名臣

玄武门事变后,唐太宗大杀李建成的太子门党。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当然在捕杀之列。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性质分析

1912年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时人或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都存在着分歧。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分析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性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