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宾兴礼考述

宾兴礼是盛行于清代全国各地的一种科举典礼,主要是指府州县级别的地方官举行宴会送别科举生员。目前尚未发现明代曾举行宾兴礼的记载。宾兴礼的最早源头是周代乡饮酒礼。唐宋以来州军地方官举行的乡饮酒礼逐渐与科举典礼混行。明代初年乡饮酒礼被割断了与科举制的关联,导致在清代宾兴礼演化成一种成熟的地方性科举典礼。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清代直隶旗地考述

旗地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种土地占有形态。作为畿辅重地,直隶旗地与清王朝统治的兴衰密切相关。本文首先对有清一代直隶旗地的产生与演变进行了梳理,接着对清中期以后日益严重的"旗民交产"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最终指出私有化是旗地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代普洱方志考述

普洱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存历史文献资料寥寥可数,清代普洱方志较为完整的保留实为难得。清代普洱方志是普洱传统文化的一种宝贵的积累,不仅丰富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在普洱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本文通过对清代普洱方志的全面考察,展开对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开发利用,以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清朝驻京喇嘛的职衔、额缺制度研究

本文阐述了清朝驻京喇嘛制度在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制定了职衔、额缺制度,设立了不同的职衔和职能,使驻京喇嘛同清朝的贵族、官宦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体现了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和驻京喇嘛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清政府对驻京喇嘛、乃至所有藏传佛教喇嘛的严格管理。     

清代伊犁将军职掌考述

伊犁将军是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过程中,根据新疆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本着在边疆地区"因俗施治"的原则而设置的,其职掌与权限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伊犁将军的实际治政权力比法定治政权力要小,这是由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及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施治"政策决定的。     

正定隆兴寺清代行宫考述

<正> 正定隆兴寺自北宋初年奉太祖赵匡胤之命在唐龙兴寺旧址上扩建后,虽经金、元、明及清初的重修和增建,但一直保持着东为僧侣居所、西为佛寺殿宇的建筑布局,直至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于寺院西侧修建行宫后,方形成东为僧徒起居之处、中为佛事活动场所、西为皇帝行宫三路并举的格局。行宫的修建增添了寺院恢宏的气势,成为后世皇室     

北京清代的三晋会馆考述

笔者近年来搜集了一些清代的会馆碑文。其中有三件,即《三晋东馆记》、《三晋公寓记》、《云山别墅记》,均是记述山两籍的在京官商捐资建造山西会馆之事的。     

清代伊犁惠宁城相关史实考述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新疆地区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及南疆大小和卓之乱,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于伊犁惠远城,是为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地理中心.并以惠远城为中心建八座卫星城,史称"伊犁九城".其中,惠宁城建于巴彦岱地方,建制规模仅次于惠远,自西安移驻满洲、蒙古八旗,设领队大臣管辖.惠宁城满营担负拱卫惠远、驻守卡伦、巡查边界、换防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等职责.同治初年,新疆爆发农民起义,惠宁城破,随后在沙俄侵占伊犁时彻底毁弃.光绪初年,收复伊犁,曾计划恢复惠宁营制、重建惠宁城等,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而作罢.     

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

云贵总督的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清王朝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调整和深化,曾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云贵总督始设置于清军攻占云南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后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定型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演变的原因,因时而异。除受当时发生于云贵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外,康、雍、乾三朝各有特点：康熙朝主要因“制”,即此时期清王朝对督抚体制的调整和完善;雍正朝主要因“人”,即偏于“因人设置”;乾隆朝则因“事”,即为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因事易置”。对其建置演变情形,史籍记载讹误和后世学者引述错误均甚多。对此,本文均做了疏证,并对其建置演变做了全面考述。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清代地方档案保存了大量的州县官官衔信息,从《南部档案》等资料看,知县的官衔主要分布在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的前衔、后衔中,有繁衔和简衔之分。南部知县的官衔构成主要包括加衔、升调花样、职任、议叙和知县姓氏五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官员的性质、迁调路径,也反映了官员任职环境的变迁。对相关信息的准确释读,是我们有效利用档案的前提,也是厘清职官术语、探析官员规制的重要渠道。     

清代的嫁妆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妆奁”、“嫁资”等。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首先,它在女子出嫁时必不可少,无论家庭贫富,人们都会尽力为女儿筹办嫁妆;其次,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更高身价;再次,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如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导致婚后的奁产纠纷等。本文拟从嫁妆问题入手,探讨清代贫富家庭的嫁妆差异、嫁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由嫁妆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清代嫁妆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其中,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     

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

宗族为维护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创造条件设立祠塾兴学,明定学规,期望众多人才的出现。依赖学田和其他公产的专门拨款,宗族采取多种形式助学。宗族兴学助学富有历史意义,对其自身是强化建设,形成培养人才的机制,从而有持续性和活力。对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族学成为一种办学方式,系续前代宗族事业;促进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传承、发扬前人助学传统,泽及后世。     

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

关于清代厘金是由江北大营帮办军务雷以諴采纳幕僚钱江的建议而创行的说法,经过罗尔纲先生的考证①,几乎已成为史学界的定论。1993年,袁成毅发表《钱江首创厘金制度质疑》②,根据雷以諴在咸丰三年二至五月间的行踪分析,认为钱江首倡厘金的说法不可信。但是,这一论点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后来公布的档案史料与袁先生的论据有所矛盾,本人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也未加采用。近来,我重新审视了各方面的有关证据,可以认定,钱江创行厘金的说法的确是以讹传讹,不足为训。一关于钱江创议开征厘金的说法由来已久。罗玉东先生的《厘金…     

评清朝的西藏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藏后,通过册封、定制、设官、驻军等措施,并扶持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厦制度,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统治,维护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西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反分裂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朝的西藏政策,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导致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明显滞后,为近代西藏分裂主义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清代州县衙门经费

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衙门经费的量化分析,发现州县衙门经制性经费与实际所需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清廷虽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终清之世,效果寥寥.因此,州县官为了保障政务活动的进行,不得不采取征收田赋附加、差徭、杂税盈余等手段加以补苴,结果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     

清代的朝珠与数珠

朝珠．源自数珠,是清代服饰独有的一种佩饰,清代君臣命妇穿着朝服或吉服时垂挂于胸前。朝珠共108颗。祖先努尔哈赤就佩带朝珠．乾隆时期朝珠制度已经完善,并把它列入《皇朝礼器图式》,以示郑重。朝殊因身份地位的不同．材质也各不相同,以皇帝和皇后佩带的东珠最珍贵。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清代说唱文学文献

清代以前的说唱文学文献,已经发现的,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手抄卷子中的唐五代说唱文学作品("变文"),宋元明时期的"话本",金元时期的"诸宫调",明代的"词话"等,都已整理、出版.而清代的说唱文学文献,由于留存数量多,且种类繁杂,虽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其整理、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蕴藏于民间的说唱文学文献,尚待发掘.以下分几个方面做简单的介绍.     

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volving rights of lan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ebt financing through rights of land, the direct transferring of the rights of land, and the transaction of shar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fusion between several types of debt financing through rights of land. Ya 押 was loan through land as guaranty and repaying the interest and capital by the rent of land or harvest. Dian 典 was loan through temporary transferring of usage rights and harvest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Dang 当 referred to various types of loans which involved the rights of land. Di 抵 meant using a certain portion of land right as repayment of debt. Similar with modern financial methods, thes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allowed peasants to preserve their possessive rights over the land and also satisfied their financial needs. The direct transactions of rights of land and repayment of debt by harvest included juemai 绝卖 (finalized sale of land), huomai 活卖 (not finalized sale of land), dianquan dingtui 佃权顶退 (sell or purchase tenancy), zhaojia 找价 (price add-on after transaction), and huishu 回赎 (redemp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e transactions was to protect the land proprietors as far as possible. Share transaction and co-tenancy of land also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divers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not only were substitutes of modern financing tools which allowed peasants to weather financial hardship, but also promoted the changing ownership of land which further encouraged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elements and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land market. This paper i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Market of land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system, 1650–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