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忆彭真和知识分子会议

于光远同志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忆彭真二三事》中,回忆了在彭真同志领导下为1956年初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准备文件的事,说彭真视野开阔,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了解。这话说得很对。当年我在彭真办公     

父亲杨村彬与京剧《海港》

我父亲杨村彬(1911年7月—1989年11月)一辈子献身艺术,喜爱歌德的名句:"浮生若梦,艺术千秋!"他弘扬民族文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断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创作、编导了许多观众欢迎的好戏,教育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1964年初,父亲刚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了3部参加华东话剧汇演的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年青的一代》《一家人》,还为上海戏曲学校京剧毕业班导演了周总理指定的出国剧目《杨门女将》。     

两张老照片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结缘南斯拉夫》,并登载了几张照片,其中第22页上的《彭真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的照片,由于我的疏忽,错误地提供了彭真同志于1965年率团访问印尼的照片。为此仅向编辑部和广大读者表示歉意。最近返京后,我找出了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同铁托总统合影的照片。(见44页照片)现提供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如蒙刊用,不胜感激。照片上的人物是:前排从左至右:周叔弢、胡子昂、章伯钧、李济深、彭真、铁托、区棠亮、某某、乐松生、唐贤耀。后排从左至右:武新宇、阎明复、唐建…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继承遗志 责无旁贷

1987年11月,父亲在赴上海接受肝癌手术之前,为家人留下一份遗嘱,其中说"我的文稿,将来如有可能,可由胡安、胡宁、涓迅负责选摘、整理和出版……我死之后,大家不必过哀,希望继承我的遗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好工作,兢兢业业,力求进步。"出版《胡华文集》,对我们后人来说,既是继承遗志,又是责无旁贷。在1988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5万字的《胡华文集》的基础上,自2008年以来,我和我的先生刘涓迅以及我们全家族又为出版一部较为完整的文集做了不懈的努力。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粱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粱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编者按]     

我在“文革”中经历的几件事

正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当年6月初,随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人民日报》登载,我所在的兴隆中学也同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一样,开始"停课闹革命"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担任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的父亲王殿义曾打算让我暂时不去上学,在家呆些天等复课时再去。但我却告诉父亲说:"爸,这可不行。因     

王智仁:答《柴山保往事之谬》

贵刊2014年第9期上发表了我父亲起草、本人整理的《柴山保往事》(简称《柴》文)。2015年第1期发表了夏宇立先生批评《柴》文的《柴山保往事之谬》(简称"夏文"),现回答如下:一、"夏文"3次提到作者父亲入伙易本应民团,说作者在易本应部中一干就是5年。这是对《柴文》的误读。《柴》文没有说父亲曾经入伙易本应民团。父亲逃难离家后是靠3个不到14岁的孩子养活的,1931年九月初二病死于荒郊野外。成为孤儿的三兄弟在易本应民团那里只混了几个月就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正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上任之初,当面考试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彭真为《阳泉报》题写报头

正为了使新闻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1984年4月,中共阳泉市委决定从1984年10月1日开始,《阳泉报》由周三刊改为日报(周六刊),阳泉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同时,筹建阳泉电视台。我时任阳泉市委宣传部部长兼阳泉报社社长、总编缉,这几项工作由我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在筹备《阳泉报》改刊的过程中,我和报社的几位领导都觉得应该换一个报头。因为《阳泉报》创刊以来,随着政治     

周恩来与“北京人艺”的特殊情感

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就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话剧团体,很有必要。"他问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这个团体你们要不要?"彭真立即表示北京市肯定要,又表示:"这个话剧团可以叫做‘北京艺术剧院’,但是全国都已经解放了,我认为再加上‘人民’两个字为好。"于是,彭真在和周恩来商量以后,正式确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野马，尘埃》：中国的“《尤利西斯》”

正我个人觉得冯玉雷先生这本《野马,尘埃》是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种"博学小说",或者说是"学者型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作品,说李汝珍的《镜花缘》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或许可以算一点,擦一点边。我们最近在重庆举行了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艾科(《玫瑰之名》、《傅科摆》的作者)学术讨论会。筹备时我就提议搞一个圆桌,"当今中国学者型作家圆桌",     

读者来信摘登

对邓拓辞世传说的澄清我们是邓拓的子女,近见2013年11月的《炎黄春秋》第一篇文章,是邢小群、丁东采访高锴整理出的一篇《高锴: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其中有四行字的内容有错误,我们在此指正,以免以讹传讹。文章中写到"文革开始,邓拓是第一个自杀的著名人士。听说他是服水银死的。水银可以使尸体笔直,表示刚强不屈。还听说,他留下了一封遗书给彭真、刘仁:‘我牵连了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创办《太原日报》的前前后后——有关史料追忆

1951年春,中共太原市委决定创办市委机关报《太原日报》,经省委决定,由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副总编刘江负责筹建工作。我当时在省台新闻组、讲座组工作。同年7月,当报纸筹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时,我也有幸被抽调参与筹备具体工作。 我是以省电台名义招调的内定办报人员之一。这一真情在时过40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得知。就这么一次抽调,便决定了我终生办报,并有机会经历《太原日报》办办停停、八起七落、几易其名的     

毛泽东的一门“童子功”

正据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经历时告诉斯诺:"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后来,毛泽东曾说自己"受     

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的交谊

正我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相识在1935年的春天,当时,他还没有用刘群这个名字,朋友们都唤他"萍华"。那时候,《文艺电影》的编辑石凌鹤刚被撤去了职务,由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电影演员姜克尼任主编。姜克尼原来是我们家在上海南市江阴路的房客,他无意之中在光华书店遇见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眼下正     

藏汉情谊比江长,比海深——记老十八军和西藏贵族子女的深厚情谊

1951年秋,我的父亲夏川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和西藏爱国的上层人士的子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八军进藏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党、我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搞好团结,执行《协议》,建设国防的真诚愿望。十八军进藏时军政治部里还没设群工部,于是政治部领导就让当时负责宣传和文化的父亲,在做好宣传部、文化部的本职工作外,兼管统战工作,并分工重点负责卸任司伦（首席大臣）朗顿·贡嘎旺秋和藏军司令凯墨·索南旺堆的工作。     

勇士辉煌化金星——追记我的父亲童立芳

父亲为国英勇捐躯已有70个年头了。每当我听到《英雄赞歌》里"勇士辉煌化金星"这段歌词时,父亲当年在战场上与敌人顽强搏斗,出生入死的场景便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父亲家境贫寒,六七岁时就当放牛娃。一边放牛,一边下地干农活。12岁启蒙,学习很认真,读了三四年书后,由于家庭生活十分艰难,父亲被迫辍学。他一边干农活,一边跟着我的叔父做木匠活。但无论     

鲁敏:我的幸福就是别人的书房里摆着我的书

我认识鲁敏老师,首先是通过她的作品。我读过她的《墙上的父亲》,可能因为我是男性,是父亲,很容易因父爱共情,我被作品里那股深沉而持久的爱所折服。之后,《此情无法投递》《六人晚餐》《奔月》等作品陆续挤入我家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