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王朝对云南中部的地方治理

明清时期,云南中部较元代有更大的发展。明朝统治的时间较长,云南中部为云南世袭总兵官沐氏家族所镇守。以云南中部为核心区域,以卫所将士及其后裔为中心,逐渐形成云南汉族的士绅阶层,并在全省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继承明代的发展趋势,云南中部的主要城镇相连成片,各类资源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云南中部在全省的重要地位也更为凸显。     

明黔国公沐昌祚墓辨讹及其相关问题——从沐朝辅妻陈氏墓志的发现谈起

南京市博物馆于1979年在南京南郊将军山南麓发掘了编号为79JJSM4的明代沐氏家族墓,其墓主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黔宁王沐英九世孙沐昌祚夫妇.释读墓中出土残存墓志文字.可发现79JJSM4的墓主应是沐英八世孙沐朝辅及其夫人陈氏.由于沐朝辅妻陈氏在沐氏家族盛极而衰的沧桑巨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故对残存墓志文字中有关陈...     

明代滇抚赞理军务兼衔与夺考——兼论云南军政结构的演化

明代云南巡抚所兼赞理军务一职的与夺背后,是巡抚与沐氏总兵之间复杂的权力消长关系。明代中期,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巡抚的军政职权以遏制勋贵世镇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长期不授予巡抚赞理军务的兼衔,以凸显沐氏总兵的特殊地位。至嘉靖朝,沐氏多名子孙冲龄莅政,世镇体制出现危机,于是朝廷正式加滇抚赞理军务衔以稳定边陲。此后因黔国公争权,巡抚建制又有所反复。但相较贵族世袭,官僚体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巡抚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黔国公的军政职能,沐氏世镇反而日趋瘫痪,仅作为一种皇权的象征而维持。     

明黔国公沐睿墓辨讹

在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黔国沐氏家族墓区发掘的74JJSM3,尽管只葬入了男性墓主,但仍以出土众多珍宝类随葬品而备受瞩目。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墓志将墓主推断为黔宁王沐英十世孙沐睿。通过对墓志残存文字的辨识,可知74JJSM3的墓主应是沐睿之子沐启元。沐启元于崇祯元年被其祖母毒死,后仍被朝廷准予公爵之礼风光大葬,故拥有家族荣誉性质的墓制以及包括天启银币在内的众多珍宝类随葬品皆在情理之中。由于沐启元妻陈氏死于明亡之后,故74JJSM3最终只葬入男性墓主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74JJSM3墓主的确认,对于了解、印证明代后期沐氏家族诸位族长的谥号、字号、文学成就及其家族史事也有一定的价值。     

后赵政权两都体制初探

西晋永嘉六年(312)7月,石勒攻占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次年派石虎攻占邺城,并令其镇守。东晋太兴二年(319)11月,石勒称王,定都襄国,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仍镇邺城。至石虎即位,迁都于邺。先后以其子石邃、石斌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镇守襄国,并建造宫殿。不难看出其两都制的特征。现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后赵政权的立国体制及其演变过程,从而揭示后赵政权灭亡的根源。     

后赵政权两都体制初探简

西晋永嘉六年（312）7月,石勒攻占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次年派石虎攻占邺城,并令其镇守。东晋太兴二年（319）11月,石勒称王,定都襄国,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仍镇邺城。至石虎即位,迁都于邺。先后以其子石邃、石斌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镇守襄国,并建造宫殿。不难看出其两都制的特征。现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后赵政权的立国体制及其演变过程,从而揭示后赵政权灭亡的根源。     

曹议金权力枝系考

曹氏家族长期在敦煌地区经营其家族关系。曹氏与索氏联姻后,张议潮成为曹议金的外父王,为曹议金的登台奠定了合法性;一批张氏成员为曹议金在战场上效忠,也成为其他官员的榜样。曹氏联合了敦煌地区的实力派家族,如阎氏、李氏、阴氏、罗氏,曹氏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巩固;曹议金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在敦煌百姓中的影响巩固了政权。曹议金还提拔了一批普通家族的子弟,巩固了基层统治,形成了对豪宗大族力量的遏制。张氏与曹氏政权的交替,实质是家族实力的消长变化。初期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形成了以曹氏家族为中心,各大家族联合统治瓜、沙的政治格局。     

明代驻滇宦官考

明代派驻云南宦官,先后有镇守太监、矿税监多名,从各方面与社会发生了密切联系。而派驻宦官具体人数有多少？至滇职权是什么？其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产生过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察分析,对此作出初步探讨。     

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

2008年,南京市博物馆联合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南麓一处基建工地内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明代大型砖室墓,据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明代沐氏家族第二代黔国公沐斌夫人梅氏。墓葬为前后室券顶砖室墓,出土大量金器、银器及部分陶器、铁器、锡器等,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明代头面,为复原明代头饰的组合关系以及研究明代贵妇的冠带舆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永乐到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命运的变化——以巩固新政权合法性为视角的研究

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     

未经启用的台湾总兵关防与晚清台湾建省之波澜

1980年北京出土的"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是一颗由清代礼部铸造成型的正式官印。虽然未能付之实用,却正好成为反映晚清台湾建省曲折过程的珍贵实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清代中央政权逐步加强台湾地区管辖的历史进程。     

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歙县双桥郑氏为中心

徽州歙县双桥郑氏家族的郑安于"徽州屠城"危机之际,积极同元朝政权合作,为其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该家族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子郑千龄通过长期担任基层官吏所构筑起的人际网络。同时,宋元交替之际各方势力表现各异,由此形成的地方家族间的矛盾也对元政权与地方势力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元政权则通过对双桥郑氏一族的表彰以图稳定地方秩序,此一系列表彰强化了郑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郑氏后人郑玉则于元明更代之际自杀殉元,此举同样维护了其家族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     

杜文秀大理政权官印集释

1856年9月(清咸丰六年)至1872年12月(同治十一年),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军在云南大理建立了反清的大理政权。它是当时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云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反清战争的政权。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和昆明市,曲靖市、怒江州等文物管理所发现的31枚大理政权官印,是研究大理政权的实物资料。     

杨吴政权代北家族的本土化——以《李娀墓志》所见雁门李氏为例

近年出土于扬州的《李娀墓志》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杨吴政权的墓志,通过对墓志本身和其他相关传世墓志的分析,可还原出墓主人李娀为出自代北集团,后南下出仕杨吴政权的李承嗣之女。通过对墓志的婚姻关系之分析,则可看到作为代北地区汉人后裔的李承嗣家族,从在代北集团因战争状态下不得已之事而南下,至在杨吴政权内与杨吴政权核心家族的三代联姻,终于得以实现本土化。也可理解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些延续性问题,比如世家大族如何通过婚姻网络建构,形成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段内的各种联姻体系。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

明代成化年间,以专横贪恣著称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为士大夫所鄙,屡遭大学士商辂、云南巡抚王恕等人的弹劾.然而,在新近出土的碑刻中,却赫然发现了商辂为钱能母亲所撰的墓志.新史料的发掘,使得人们对钱能与商辂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明代宦官与士大夫的关系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     

北周柳庆:才子著称的法官

正一、天才少年柳庆(516—566年)出身于河淮之间的世家大族。柳氏家族原籍是在解州(今山西运城),北方十六国战乱时期,整个家族南迁到今天的河南中部汝河与颍河之间地带居住,这个地区在南北朝时代正好是南北朝互相争夺的地区。柳氏家族拥有地方武装,实际上是处在半割据状态。先是服从南朝的刘宋政权,被刘宋政权任命为郡守。后来柳庆的父亲柳僧习又和其他地方豪强势力倒戈,投靠北方的北魏政权,仍然担任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员,替北     

清代额亦都家族军功考

额亦都家族作为清代重要的军功世家,为清政权的建立、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利用多部家谱等资料,对额亦都家族的世系、重要人物、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考证,展现该家族在清代前中期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郑氏王朝的大长和国——南诏王国的尾声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