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起居注》的版本

《万历起居注》是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史籍。最初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在当代只有收藏于天津图书馆的一种抄于明代的本子。但实际上至少有九种本子现存于世。这九种本子的记事范围、文字错讹数量、主要价值所在等,互有不同。其中天津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旧抄本是内容较多、文字错讹较少的两种好本子,１９８８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流传最广。按明代制度,起居注是不可随便阅读的绝密文件,很难抄出外传。但这项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加之编写实录时起居注也要被提出作参考,今天《万历起居注》之所以能有抄本流传于世,其原因当即在此。     

说《康熙起居注》

记录君主言行的起居注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一项悠久的官方史学传统,至迟从汉朝起,就有了成书的起居注类史籍,此后各朝代历有编录。在清代,最早设置起居注馆始于康熙朝,并且有一个从兴立至废除的过程。《康熙起居注》不仅是清代最早的起居注册,而且在内容上也独具特色。对康熙朝起居注馆的兴废和《康熙起居注》予以分析,是认识整个清代起居注制度的关键。 (一) 满清入关前及入关后的顺治朝,都没有设置起居注。《清太宗实录》天聪十年三月所定     

宋官修国史考

宋代修史制度最为严密,其名目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记载:“凡史宫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但根据这四种史料修成的,还只是《实录》,而《国史》还要在《实录》的基础上,广采博收,严加考订,确定义例,更修纪志。所以,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云:“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执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日《实录》,有     

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

唐代正式开始的实录修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多年来,人们对唐代实录的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史学史论著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对唐代实录的评述,似乎对唐代实录已经研究的清清楚楚。笔者在对唐代实录钩辑整理研究时,感到不少问题存在疑点,有重新探讨的必要。姑且不揣卑陋,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唐代修实录是不是为修国史作准备 元苏天爵说:“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执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曰实录,有实录方可为国史。”苏氏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行国内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几乎无一不认为实录由起居注、日历成,国史从实录撰。流风所及,国外的某些学者也认为修实录是为修国史作     

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

实录的直接源头是起居注 ,实录仅是名称借用 ;实录体的编年性 ,是由起居注的编年性所规定的。编年体与实录虽问为编年史 ,但记录单位不同 ;前者是多帝多朝史 ,后者是一帝一朝史 ,单位更小 ,内容更详。最初出现的实录为“今上实录” ,唐代始逐步向“前上实录”过渡 ;五代、宋、元、明、清的实录编纂 ,完全规范化 ,是清一色的老皇帝实录。实录体有两种模式 ,一有大臣附传 ,如唐、宋、明 ;一是大臣传单独成书 ,如元朝与清朝。实录是最基本的皇家历程史长编 ,实录的传播与否 ,直接决定民间当代史撰修活动的兴衰。     

易生错觉的现存明代起居注

现存明代起居注共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它们是研究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只看其《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和《天启起居注》之书名,易误认其是分别记载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全部言行之书。实际上它们只分别记三个皇帝处理朝政的活动,而不记他们在宫内的生活起居。记宫内生活起居者是另外一种今已失传的内起居注。另外,由于明代内阁大学士在体制上不同于他朝之宰相,他们的身份类似皇帝的秘书,因而上述起居注将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而撰写的本章等,也纳入其记载对象之中,这又是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方面。由于明光宗只在万历四十八年七至八月执政一月余即死去,打乱了明朝新老皇帝交替时从第二年更改年号之惯例,从而造成起居注书名中的年号与使用此一年号的皇帝互有错位,这是明代起居注易于被误解的第三种情形。     

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

辽朝建立以后,承袭中原历代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史馆,负责修史。其史官有两种:一为修注官,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史,其官有监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实际情况见拙作《辽朝史官考》一文兹不重复。     

《熙朝名臣实录》与《续藏书》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中著录有当时浙江巡抚采进的《熙朝名臣实录》二十七卷,《提要》云: 明焦竑撰。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前有自序,谓:明代诸帝有实录,而 诸臣之事不详,因撰此书,自王候、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缁黄、童仆、妾伎无不 备载,人各为传。盖宋人实录之体,凡诸臣之卒必附列本传,以记其始末,而明代实 录则废此例,故竑补之。     

明《起居注》的若干问题

明代史官与起居注之间的关系,是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明早在立国之前已设立了起居注,“甲辰年三月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濂、魏观为之,日侍左右,记言动”,并负有规谏君主的职责:“要在训忠纳诲,改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由于此时明代尚未设史官,起居注还承担编纂史籍的任务,如乙巳年六月,太祖曾命起居注滕毅、杨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吴元年五月己亥置翰林院时才结束。翰林院中的修撰、编修、检讨时称史官,以记事纂史为任。自此,起居注才专司记注起居、规谏君主的任务,②初,…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全明词》补遗——日本藏稀见明人别集所载词辑录之一

日本现藏有多种稀见明人诗文别集,有些别集附录有词作,其中陆釴《春雨堂稿》、费釴《费钟石先生文集》、李瓒《闻诗集纪》、刘世伟《后溪文稿》、周诗《与鹿先生集》、曹大同《玉芝楼诗稿》、沈演《止止斋集》、陈言《陈布衣集句》等8家凡载词作74首,其人并词《全明词》均未收录,足补《全明词》之未备。     

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考释——兼论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2007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一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主要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元明之际的学风

元明之际社会的急剧动荡与朱陆合流的学术气氛 ,促使大批文人退居讲学和自由结社 ,从而形成了这个时期既主张格物致知的笃实功夫 ,又主张敬以直内的心性冥悟的学风。这种学风 ,对明代学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

明世宗朝君臣的宗教活动中,有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明世宗朝以救灾为目的的宗教活动,使道教地位有所提高;也对朝中政治格局产生一些影响;还为整饬刑罚和吏治提供了契机.     

明代蜀藩亲王墓葬的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析

明代蜀藩墓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颇多。结合对《明实录》等文献的梳理,推测潘家沟蜀王墓为明晚期的蜀端王墓,圹志碑未写蜀王谥号或与继任者"遽奏名封"一事有关。根据墓葬形制及蜀王文集、地方志等文献,凤凰山"蜀王妃"墓应是一座明早期的郡王级墓葬,墓主为崇庆王的可能性更大。结合部分亲王妃、郡王等略低等级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蜀藩亲王墓可分为成都北郊、成都东南郊、黄龙溪、仁寿4个墓区。明初蜀王墓的选址经过较严格的规划;僖王使用了尚在郡王位时即已选定的墓址;此后的和王、定王选址较分散,距成都较远;怀王之后均相对集中葬于成都东南郊,或有政令因素的影响。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全明词》续补（一）——台湾所藏珍稀本明人别集所辑明词之一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明人别集中,有一些是海内外不常见的珍稀本古籍,其中的明词值得重视。现将从这两处图书馆所搜采来的十五种别集中的近三百首明词陆续刊布,以飨读者。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