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运动与“七君子”苏州审判案

上海救国运动与南京救国会的筹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又勾结汉奸,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又不断向关内发动进攻。1935年又勾结汉奸在华北地区策动所谓“自治”运动,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然后进一步灭亡全中国。     

半截子汉奸——陶希圣

在共产党眼中,他是汉奸;在国民党眼中,他也曾是汉奸,但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在货真价实的汉奸们眼中,他又是“誓当杀之”的对象。自言“这一生,前一半是教授,后一半是记者”的陶希圣在读者的眼中,又会是什么?     

大汉奸王揖唐受审记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华北首先沦陷,日军立即着手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故而华北地区的汉奸相对“出道”早一些,可谓汉奸元老。可是,直到1948年夏天,全国范围的肃奸审奸已告结束,而华北地区的头号汉奸却还在北平姚家井的第一监狱里,躺在床上捂着被子,在炎热中哼哼唧唧。 这老头就是刁钻古怪而又狡猾异常的王揖唐。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

一、战时的防谍肃奸工作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三种政权(国民党政府、中共抗日政权、伪政权)和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的局面。因此,战时对汉奸的惩治,主要是由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的。收买和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惯用的伎俩,并在实践中收到成效。早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及华北事变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中国。鉴于汉奸助敌之事时有发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惩治汉     

五 抗战胜利以后

（一）抗战胜利后的武汉一贯道日本投降后的初期,武汉虽未见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一贯道,但武汉地区一贯道的活动已经停止,尤其是由汉奸或汉奸特务插手发展起来的地方更是如此。如原天门县皂市特别区区长果少安经办的天门县西关“化伦坛”、皂市“安化坛”,不仅房子被没收,而且坛主有的还被监禁。云梦县城孔庙旁的“参化坛”的房子,被县党部书记张某没收未成,又以用钱买的名义无偿地给侵吞了,坛主左华、柳伯超、胡成典也被监禁数月之久。武汉“觉南坛”坛主邵虎因是汉奸特务,情况更不例外。邢杰三和范声森为了防止官方查封“中和坛”…     

刚直不阿的佛徒

永济县东南15里的中条山麓,有座古建筑——万固寺,我从小就在这个寺出家当和尚。1940年7月15日,驻永济县城的日军和汉奸大约有三五十人,到万固寺游玩。一个汉奸头头看到寺内长老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举止谈吐不俗,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便有意拉拢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跟他们沆瀣一气,为日军效劳。樊居士非常气愤,遂淡淡而又轻蔑地对着那个汉奸头头说:“我们佛教徒,绝不当汉奸!”汉奸头子听了,显得狼狈不堪,碍于有日本主子在场,野性未敢发作。     

“汉奸夫妻”的红色人生

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对革命老人,妻子是位中共女地下党员,丈夫曾是汉奸队长。在她的策反下,丈夫弃暗投明,为八路军运送枪支弹药、营救被抓的中共党员,又率部起义……后来,由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对荣辱参半、命运多舛的患难夫妻,一顶“汉奸”帽子整整戴了30年。1979年平反后,老两口隐居存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们那些惊心动魂的传奇故事和走过的沧桑岁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蒋阎如此惩汉奸

1946年国民党蒋阎政权曾在大同演出了一幕惩办汉奸的丑剧,当时我也在被惩办之列,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一想到此事,仍然使人感到啼笑皆非。 视汉奸为“功臣”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曾给日方充当过爪牙的大小汉奸都胆战心惊、朝夕不安。在大同地区,大汉奸害怕被惩办,小汉奸顾虑失业,一些血债累累的匪特则早已携带细软借机逃窜,情况十分混乱。不久蒋介石下令,命各地敌伪人员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移动,并声称国民党的方针是:“只论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李杜发行的依兰金融救济券

1931年“九&;#183;一八”事变后,清远支宗室、闲散皇族,当时代理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熙洽以蒋介石“不抵抗指示”为名,下令缴械投降,长春遂告沦陷。9月22日,熙洽又拱手让出省城吉林,9月26日,成立了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8日,公开发出通电,脱离东北政务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甘心充当汉奸。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国民政府表彰的第一号抗日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至此胜利结束。稍后,为惩办卖国奸贼,整饬社会秩序,激励全国军民,国民政府一方面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整肃汉奸,另一方面着手颁发烈士证书,即后来影响深远的“荣哀状”。     

在北平炮局监狱的日子

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联合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国民党又于12月筹备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听到这些消息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可是万万没想到刚刚进驻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逮捕汉奸卖国贼的活动的同     

汉奸缪斌死前题诗

苏州高等法院于1946年4月9日判处缪斌死刑后,经当事人提出不服上诉,复经最高法院驳复不准,于1946年5月21日把大汉奸缪斌明刑枪决。缪斌是在汪伪大汉奸中第一个判死刑而又是第一个被执行枪决的人。当时的《新闻报》曾以“巨奸伏法第一人”作为标题于第一版刊出此项新闻。当缪斌绑赴刑场时,监斩官问他有否遗言,他要求取过笔墨,题诗一首:“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当这首诗在报上发表时,记者说是汉奸舞文弄墨的无聊之作。但在抗战胜利后的当时,缪斌临刑以“和平神”自号,这其中大有文章。在他看来,他曾经奉蒋介石密令…     

汪精卫与周佛海对骂

人们提到汉奸,很自然地会把汪精卫和周佛海联系到一起。他俩从1931年1月在香港会谈后,就十分亲密;不久又一起组织"低调俱乐部",又共同投敌成了大汉奸。这一对"宝贝"曾有一段"对骂",知者甚少,却很精彩,记下可作史海之一斑。 1925年底,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后,即联络了大学里30名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春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次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遗臭万年”。     

作者更正

１９９８年６月,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同年第２期发表的《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依据公开发表的多种有关史料,使用了“汉奸戈定远”的提法。文章刊出后编辑部告诉笔者,有关方面认为,戈定远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派往伪军部队,从事对投敌的原西北军军官的反间工作,不作汉奸论。戈定远出任伪职乃从事反间工作的说法,是笔者前所未闻的,其所依据的个人档案资料由于不对外公开,故迄今为止笔者一直未能看到。但为尊重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对“汉奸戈定远”的提法予以更正。特此说…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防谍肃奸斗争述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对日全面作战,但由于“谍报与侦探不健全”以及“监视封锁不严密”,许多军事机密被日谍汉奸所窃取,加以未能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正面战场处处陷入被动境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对国民党当局实施政治攻势,引诱汪精卫亲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

1938年10月,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来“电报提案”,斥责汪为“汉奸国贼”,在参政会上引起了一场大斗争。最早披露此事的是邹韬奋,1941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来宾”放炮》一文,记载了事件的经过:一届二次参政会开幕以后,陈嘉庚给大会发来电报提案,内容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11字,经汪派     

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政府忙于掠夺胜利果实,无暇顾及惩治汉奸,直至9月下旬,才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至年底共捕获4291人。从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南京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判处14人死刑,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