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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东北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1949年2月,鉴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已随大军进关,陈云即将去中央工作,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3月正式任命),东北局其他常委有李富春(副书记)、张闻天(辽东省委书记)、林枫(主管政府工作)、张秀山(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卓然(宣传部长).我就是在这时接到中央的电报调令,于3月初从冀东来到沈阳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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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当时我在东北合江省任财政厅长。4月29日,我接到东北局的电报,“调伍能光及时来沈(阳),迅速南下。”当时,东北局从东北九省抽调了七八十名干部,组成南下财经大队。5月7日,南下财经大队从沈阳动身。21日,我们就抵达武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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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93年11月,我卸任胡集镇党委书记一职,县委调任我为海安县委史志工委主任。当时的史志工委办公室在中大街苏北临时参政会旧址旁边的几间平房里,远离县委县政府四合院办公楼,有“山高皇帝远”的意味。毋庸置疑,史志工委的工作就是坐“冷板凳”。我最初认为,到史志工委工作,要清闲多了。但经过新同事的介绍,好像事实不是这样。我到职没过几天,就接到通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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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8年在汉口出狱后一我的父亲华岗1903年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中学时代就投身于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委书记,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青岛市委委员。他一生度过了69个春秋,曾两次被捕,有2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5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还有16年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直至1972年含冤去世。1949年8月,由中央安排到香港边养病边工作的父亲,接到任命———到中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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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担任黄梅县文化科副科长,兼黄梅戏剧团党支部书记。3月25日上午,我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湖北省委要求把参加演出黄梅采茶戏《过界岭》的全体演职人员名单、政治面貌及工作表现,写成书面材料,速报省委。当天下午,我又接到县公安局的紧急通知,要求按同样的内容报送县公安局,由他们审查后再报送省公安厅审查。这件突如其来的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我想一个县级剧团演一个戏的全体演职人员的政治面貌和工作表现要同时报告省委和省公安厅审查,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我猜想可能要调我团这个戏到省里去为重要会议或中央领导人演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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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正忙于组织力量清理淮海战役的后续工作时.接到党中央“要作好解放武汉的准备工作”的紧急指示。随即,中原局、中原军区作出决定:急需加强和开展对武汉方面的敌情侦察和情报调查工作,以分化、瓦解、打击敌人,为迎接武汉的解放扫清障碍。当时,我在中原局社会部二室侦察科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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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我所在的单位是区域代表中的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团。其中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团长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同志,我当时是中共北平市第二副书记,任副团长。团员有郭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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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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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筹建新的中央政府的大背景下,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石家庄市以试行临时参议会为开端,最终越过各界代表会阶段,确定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城市民众参政形式。1949年4月,石家庄市以阶级分析为基础,采用民主程序,直接选举产生了该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49年7至8月,在全国城市中首次以“人民代表会议”的名义,召开了会议,选举了新的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看来,类似于石家庄市的经验和做法在当时条件下却无法实施,加以受斯大林关于通过普选取得新政权合法性建议的影响,中共中央正式区分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两个概念。在此情况下,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只能属于“各界代表会议”的范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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