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天津皇会初探

天津皇会是古代天津人民祭祀妈祖的传统民俗活动。妈祖信仰最初兴盛于东南沿海,在元代因海运漕粮的需要远播天津,古代天津居民多以渔盐为业,故对保护航运的妈祖十分尊崇,对其祭祀尤为隆重热闹,久之,便形成了津门名闻遐迩的特色活动,成为当时北方著名的民俗盛事,直至清末才因社会动荡而衰落、停止。     

元明清时期天津地区妈祖宫庙域考

天津域内自元代开始修建和供奉妈祖庙宇27座,分布在古代天津城内城外的各个角落。妈祖信仰沿着漕运路线向北转移,形成了天津地区妈祖信仰沿海河、北运河传播的格局。     

元代福建妈祖信仰的发展原因试探

海神妈祖信仰在元朝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跟元廷对妈祖封赐次数的进一步增多和祭祀规格的提高有关。元世祖于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从此大都人口剧增．粮食紧缺,故需要从南方大量调粮．于是兴起了以运粮为主的漕运。漕运最初是通过运河进行．后来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改作海运．至元十九年（1282年）试航成功后．漕粮就主要由海运完成。为了祈求漕粮海运的顺利．妈祖这位现成的海神、水神顺理成章地受到了元廷的重视。元朝不但提高妈祖封号级别．而且每岁派使臣颁发祭文．举行隆重官祭。自至元十八年（1281年）首赐妈祖“护国明著天妃”封号后,在其后的大德三年（1299年）、延祜元年（1314年）、天历二年（1329年）、至正十四年（1354年）,还有四次重大加封。福建僻处东南．在元代本无朝廷的漕运任务．但妈祖信仰在元代并没有停滞．而是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原因．笔者以为．大抵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从妈祖到土楼 两种文化的交相辉映

她墨海上的护航神 中国南方福建地区的人们对妈祖都非常熟悉。在整个中国的沿海城市,包括台湾和澳门,几乎都能寻找到妈祖的印迹。说起妈祖,民间也叫她为天后或天妃。可以说她是南方沿海人民心目中的海上保护神。     

天妃信仰的起源、属性、传播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天妃,在闽、台及广东潮汕地区习称“妈祖”或“娘妈”,是我国古代的航海保护神。天妃信仰起源于北宋中期,起初只是区域性的民间海神崇拜,后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迅速传播。其影响不仅遍及我国南北沿海地区,甚至通过海外贸易和华侨的传播,流传至甫洋和欧美。本文就天妃信仰的起源、属性、传播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八国联军焚毁的天津妈祖庙

１９００年,英、法、俄、德、日、意、美、奥八国列强组成 联军,打着剿灭义和团“匪乱”的旗号侵略中国,７月 １４日攻陷天津进行了最疯狂最野蛮的大屠杀、大焚烧、大洗劫,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在俄军火烧大直沽中,闻名世界的天津妈祖庙被焚烧得成了一片焦土,荡然无存。 天津大直沽天妃宫是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妈祖庙之一。第一是建于北宋的福建湄州妈祖庙,即祖庙;第二是建于元代的天津大直沽天妃宫;第三是建于明代的台湾台北妈祖庙。天津大直沽妈祖庙由于位居第二而在世界享有盛名。多年来不时有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到天津旅游…     

“妈祖信俗” 四海同拜的民间信仰

正妈祖也称"娘妈""娘娘""神女""灵女""灵惠夫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妈相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之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信仰习俗和传说等为表现形式的民俗文化。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将"妈祖信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三十七个褒奖"相传妈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她原名林默娘,生于五代宋初,是福建     

卷首语

妈祖信仰的产生,本是人们对妈祖生前热爱人民、热爱劳动、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舍已救人、无私奉献、慈善博爱精神的敬仰和神化。在民间和官方相互促进下,妈祖信仰的传播不断扩展和深入我国东南沿海和内陆江河口岸。时光飞逝,岁月如歌。妈祖信仰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目前世界上不但有近4000座庙宇、三亿信众,而且引起了各国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的关注。随着妈祖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妈祖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绚丽。     

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

明代朝廷沿袭元代的旧例,把妈祖林默娘封为“天妃”,列入祀典。然而对于“天妃”这一封号,在明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反对者认为不应胡乱把处女之身的妈祖指配给天帝为妻室;赞同者则认为所谓“天妃”只是广义上的“以德配天”的含义,并非实指配与天帝为妻室。较为圆融者则主张以“圣妃”“圣女”的封号为妥,免得亵渎神明。明末清初之际,“天妃”“天后”封号又有与“碧霞元君”封号混同者。产生这些差异的实质,是传统儒家祀典观念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而这种差异,即使是在其他方面,制度设计与现实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差异,都是很难避免的。     

元明清政府决策与淮河问题的产生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明代运河“水脊”的形成及其意义

明后期以降的史籍普遍认为南旺自元代起一直是会通河沿线的制高点“水脊”,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口,这种观点不正确。南旺湖原本是梁山泊最后的余绪,地势低洼,明初宋礼引汶水到南旺济运后开始淤积,成化年间确定南旺分水核心地位后,挑出的泥沙堆积在运河和小汶河两岸形成土山地貌,构成明后期以降人们眼中的“水脊”意象。即南旺“水脊”形成于明代中叶,是汶水泥沙淤积和人工挑浚堆积的结果。据此,需重新审视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原因,讨论明代中叶南旺“水脊”的形成对会通河水源从暴虐黄河水到安稳汶河水的转变的意义及其对明中叶以降治黄原则的深远影响。     

明代流刑考

在传统的五刑制中 ,流刑处于降死一等的重刑地位。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隋唐以来 ,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措施。至明初洪武朝 ,传统流刑已经基本废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条目基本以“宽”、“减”的形式 ,以徒役或赎免的方式得到落实。而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则由五刑之外的口外为民与充军 ,主要是充军来完成     

增福财神的信仰历史与当下现状

增福财神又称增福神,最早出现在河北、山东等地。元代碑刻记载了增福神的传说和信仰,称该神在五代、两宋得到过朝廷的敕封。元杂剧塑造了增福神的形象,描写了当时增福神信仰的流行情况。增福神的上位神是东岳大帝,因而他主掌地狱各司,也掌管人间衣禄食禄、贵贱高下,故又被称作福禄之神。明清时期增福财神信仰已流传到华北各省,多地志书都曾记载过增福财神庙会。清代以后,随着五显、赵公明、关公、比干等财神的兴起,增福财神逐渐被取代,只是信仰并未消失。河北曲周县相传是增福财神李诡祖生前任职、死后葬身的地方,信仰氛围一向浓厚,今天仍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传统色彩。     

宁夏明长城资源调查中三则新发现

明代中期以后为防御蒙古套部扰掠,在今宁夏南北分设固原、宁夏两镇,所谓“九边重镇”独占其二。同时先后修筑了包括“河东墙”及“沿河边墙”、“深沟高垒”与“横城大边”、“旧北长城”与“北长城”“西长城”“固原内边”以及“徐斌水新边”等数条备边工事。本文拟就长城资源调查中新发现与确认的明代对固原镇城附近战国秦长城的修缮利用、“徐斌水新边”长城以及“河东壕堑”三则新发现及相关情况略作介绍论述。     

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考释——兼论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2007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一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主要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线性文化遗产的“三位一体”保护模式初探

线性文化遗产是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新理念。中国拥有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资源,这些线性文化遗产覆盖面广、功能持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如明长城、京杭大运河这两处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其保护必须加强对遗产本身的研究,实行将物质、非物质与文化线路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合理应对经济、城市发展带来的冲...     

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了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面临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也开始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一方面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被动特征,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这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