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师院学运片断

贵阳师院是在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成立的。当时贵州地下党已被迫疏散隐蔽,白色恐怖笼罩着贵阳山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蒋介石的节节败退,沦陷区学生纷纷流亡到贵阳,贵州的学生也将面临流亡的命运。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进陷独山,贵州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匆忙决定疏散。师院大多数同学随学校迁到遵义鸭溪。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同学们对国民党的假抗战真反共感到无比愤慨。     

百岁鸿儒姚奠中先生的贵阳情怀

1945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因国文系主任谢六逸去世,院长齐泮林特地跑到陪都重庆招聘教师。当时全国只有8所国立师范学院,按现在的说法都是重点大学。据1991年编辑出版的校史记载：当时“尽可能地增聘教授,使一些驰名全国的学者荟萃于此”。8月,姚老应聘为贵阳师院国文系副教授。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回忆父母毛国琦和刘毓芳（下）

1949年11月14日晚贵阳解放,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中的23万贵阳人民欢欣鼓舞,师院师生奔走相告。11月15日清晨解放军举行隆重人城仪式,父母亲和全校师生齐聚马路两旁,欢庆贵阳解放,欢庆黑暗的结束光明的到来。师院在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学院成立了协管会,协助接收学校,我父亲尤为兴奋,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不分白天黑夜,     

追记“花溪小憩”

（一）贵阳之胜在于花溪。而花溪之美,在于山环水绕,竹木丛郁,饶有江南风味。我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这应当说是个“小憩”。因而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花溪小憩”,不仅建筑玲政雅致,名字也实在取得好。抗战中流亡到西南的游子们到这里,也许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吧？我到贵阳之初,是任教于贵阳师院,兼课于贵州大学。贵大离城约四十华里,即在花溪之畔;兼课的老师每周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我真正饱赏花溪风光,领略花溪幽趣,即在这时。后来我正式任教于资大,宿舍反而有些简…     

答朱法兰先生

朱先生竟然对拙作《“二战”期间驻安顺“美国盟军”见闻》发生兴趣,令我赧颜,似应为此表示谢意。但是朱先生的文章也太粗率了。我有必要为此澄清一番。     

历史的刻度——向读者推荐岑永枫的《贵阳历史上的今天》

过去,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历史上的今天》,很有感触。它用高度浓缩的手法,集中每天发生的大事,从一天上溯几百年,从一事展示中国和世界,使人跟界宽阔,受益非浅。我也盼望,贵州、贵阳有这样的电视,这样的书,可惜,我无能为力。岑永枫“深深地爱着贵阳”,他用了将近20年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终于在2004年6月8日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写成了《贵阳历史上的今天》,     

《贵阳文史》知识有奖竞赛在农村

本刊讯2009年2月8日,《贵阳文史》杂志在南明区永乐乡举办“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贵阳文史》杂志副总编辑介绍了“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与培育“多彩贵州文化”的意义。     

深情怀念老省长王中青

我于1974年10月4日,到山西师院中文系就读。说实话,当时就想去拜谢师院革委会副主任王中青,也曾两三次走到他房间门口,但心里想了又想,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校又是一个极普通的学生,被拒出门外又怎么好收场?人家毕竟是一位老省长啊!但又实在想去表示一声谢意……很简单,我能上大学     

文革时期文物沉浮录——鉴定新语

最近,古籍文物界泰斗朱家溍先生过世,一好友向笔者推荐朱先生所著《故宫退食录》一书,阅后使人赞叹不置,不能不为朱先生的博学多才,清高雅趣所折服。书中从古与籍文物鉴赏、清宫礼仪、戏剧电影乃至饮食文化,朱先生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如“我家的藏书”一节,朱先生谈到春、夏、秋、冬四季书屋中不同气候给主人带来的特殊感受。试想,置于这种幽香四溢的书屋中(文中称为“书香”),那真是一种享受。但其中有一段文字,阅后不能不为朱先生鸣不平。“现在我的蜗居,当然空气中没有书香的成份,不过还可以打开书籍,拿出一两部残余的明刊本的书来欣赏,一股幽香当然是嗅觉的享受。可是翻开书,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康生藏书’‘戊戌人’‘大公无私’诸印。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落实政策,发还曾经被康生掠夺的善本书都有这几方印,不能说这不是视觉上的厄运。”     

一个“贵阳女婿”的中国印象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做了“贵阳女婿”,一转眼,当年的“小罗”变成了“老罗”。虽然没有定居贵阳,但是时常与妻子、孩子回来看望家人,与贵阳可谓有着不解之缘。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     

与张国焘相处的日子

初见张国焘我原在中共襄阳地下党工作,1941年被捕变节,其后被安排在国民党第五战区调查室工作。调查室是一个特务机构,我看不起特务,不愿干,遂于1942年6月写了辞职书。调查室主任冯树见后十分恼怒,即欲逮捕我。幸亏我的朋友、军委会参议项乃光从中斡旋,才让我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一个叫吴崇正的人重新安排工作。到重庆后,我一打听方知道吴崇正只是个代号,并无其人,所以先住到招待所等待消息。过了五六天,招待所管理员冉广德对我说:“明天张先生接见你,地点在五灵观朱先生家里,届时我们一起去。”我问:“哪个张先生?”冉说:“他是…     

香港掠影

高楼本是穷人住香港的楼群世界著名。在这块繁华、拥挤的弹丸之地,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如一柄柄雄壮的剑,直刺万里云天。站在太平山上俯瞰香港,但见楼群林立,似雨后春笋。这些耸立在香港大地上的高楼大厦,如同一曲曲凝固的音乐,歌颂着香港的繁荣和富有。“谁住这些高楼呢？”我问香港陪同我们的朱先生。朱先生笑了笑,没有马上回答。他用手指了指那些摩肩接踵的楼群,反问道：“你看这些楼群建得怎么样？”我说：“不错！”的确,这些高楼大都设计精巧,布局合理,施工质量一眼看去也是很考究的。各种不同的色彩,根据楼群所在的…     

怀念熊蕴竹同志

熊蕴竹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1968年6月熊蕴竹同志被迫害致死,虽已过去20年,但回忆40前我与她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以及解放后多次在北京相见,她那热情和亲切待人的形象,使我深深地怀念着她。1939年,我在贵阳参加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营的书店)工作,熊蕴竹同志在贵阳     

秦大树教授学术访谈

<正>一考古生涯的开启丁雨：丁雨：秦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恢复高考后不久上的大学，能否请您先谈谈上大学之前的经历？秦大树：秦大树：我是81级的。当时恢复高考好几年了，入学考试已经比较正常了，所以像我这样岁数偏大考上的同学就不多了。上大学稍晚，是因为我在1976年入伍参军。在当时，当兵相比下乡插队还算是一个较好的去向。“文革”时期，部队通常选择工农兵出身的青年入伍，而在76年底，算上我在内，居然有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入选，这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也是一个新现象。     

我和贵州的一些小故事

我出生在贵州贵阳 ,从留学起就离开贵州。但乡情还在 ,常常回想起一些童年的往事。贵州多山 ,人说“地无三里平” ,“开门见山”。山地有缺点 ,交通不便 ,科学文化比沿海落后 ,但山地也养成一种“硬汉精神” ,那就是不“随波逐流” ,敢“开顶风船”。所谓“仁者乐山”。但科学文化落后则是不争的事实。沿海交通方便 ,学校众多 ,所谓“智者乐水”。要想两者兼得 ,谈何容易？抗日战争将大批的学校搬到大后方 ,我读完高中一年级 ,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就搬到贵阳 ,我就跳班考入中大实中。中学还未上完 ,浙江大学一年级又搬到贵阳县的青岩镇 ,我又跳…     

《夜郎探秘》是本好书

我说过,弋良俊同学是达德学校的好学生。贵阳达德学校成立已有百年之久,人才辈出,良俊算一个。 良俊是布依族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贵阳少数民族文学会主任。据我所知,他出版过长篇小说《面对被拍卖的苗家女》,此书1998年获贵州省政     

我的大学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生活 1955年夏天,我结束了留苏预备班一年的学业后,赴苏联读大学。开始分配到基辅建工学院学构件制造。57年二年级读完时,正赶上专业调整,我被分到莫斯科航空学院五系（现三系）电气设备专业。开学前一个月赶到莫航报到才得知,转学生因专业变化,都要补足莫航科目的学时。一般人都转入二年级,我和从基辅一同转来的徐振渠同学不想留级,学校同意,但必须开学前补考并通过本专业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基础,其它科目（共七门）允许在三年级第一学期补完。这个条件虽然很严,但我俩决心一搏。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知道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花费相当于培养4——5个国内大学生,两人相互帮助鼓励,一定行。     

抗日救亡中贵州“八一三”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主要发动全民抗战,开展各种救亡活动。而“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贵阳地方队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七月的短短三个月中,在贵阳开展了形式我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活动受到贵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内以陈惕庐为首的特务分子的仇视,加紧了镇压贵阳“民先”队部的步伐。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