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守靖连任三届顺直省议会议长的性格原因简析

边守靖从1913年到1927年,连任三届顺直省议会议长,这在民初各省议会中是绝无仅有的。边守靖锐意进取、善于结交、因势而谋、不畏强权的性格特征是其得以在民初动荡的政治环境中连任三届省议会议长之性格原因。     

民初省议会贿选与民众澄省远的斗争--以安徽省第三届省议会为例

1921年安徽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受金钱势力与地方军阀操纵,各选区违法舞弊层出不穷,40余县发生诉讼,当选议员多系贿买而来。皖人否认选举结果并积极澄清省选,与当选议员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最终本届省选被判决无效并被责令改选。选政的腐败及议会、议员的不良是皖人反对此届省议会的重要原因,也与防止倪系势力复活有关。总的来看,皖人反贿选斗争取得胜利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直隶谘议局为何改称顺直谘议局

在清末筹备立宪的过程中,各省陆续成立了谘议局。谘议局是省议会的“预备”,也就是省一级立法机构的雏形。直隶省于1909年10月14日成立了谘议局,但是与各省的情况不同,直隶省的谘议局先后用了直隶谘议局和顺直谘议局两个名称。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直隶省的谘议局在筹备期间和成立之初一般被称为直隶谘议局筹办处或直隶谘议局,有关报道也称之为直隶谘议局。如直隶谘议局筹办处成立后,拟定了一系列有关筹办谘议局的具体细则,《东方杂志》第五年(1908)第九期登载了有关谘议局的一系列相关文件都是以“直隶谘议局”相称的,如《直隶谘议局筹办处…     

一省之议会:咨议局性质发微

岑春煊1907年建议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其后江苏绅士与安徽官绅所设计的咨议局,虽然在本质上都不是完全的议会机构,但设计者都将其定位为"全省"的机关,而非"地方"的机关。法部在批评岑氏的时候,更是提出,必须先建立地方议会,才能建立省议会,地方议会是咨议局的基础。1908年出台的通行全国的《咨议局章程》,将咨议局定位为"一省之议会"。在上奏《咨议局章程》的奏折中,在与于式枚辩难的过程中,宪政编查馆都强调,由于中国的行省不同于各国的"地方",咨议局不同于各国的地方议会,而是中国特有的省议会。清季对议会系统的规划,是国会、省议会与地方议会,而非国会与地方议会。今人多将咨议局称为地方议会,实错解了当时制度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

清末立宪派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就是各省谘议局。特别是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各省立宪派力量较强的地方,谘议局是立宪派同清朝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最主要的阵地。本文试图对这些谘议局的性质及其作用做一些初步的分析,供研究者参考。 一     

张謇与江苏谘议局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在清末即为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声望甚隆。他参与创立预备立宪公会,集中了江浙一带乃至全国有志于改革的绅商及知识界的一批代表人物。张氏积极参与了江苏谘议局的筹备工作,谘议局成立后,被选为议长。张謇领导江苏谘议局为建设立宪政治的地方基础做了许多工作,并与思想顽旧的两江总督张人骏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张謇以江苏谘议局为依托,还展开了联合各省谘议局进行国会请愿以及要求改革财政等活动。张謇始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办实业、办教育是如此,参加立宪运动、领导江苏谘议局也是如此。张謇也是一位稳健的改革家,他抱定和平改革的宗旨,秉持“尽其在我”,“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方针,不激不随,努力做去。     

禁烟展限案与全国首起谘议局辞职风潮——以《广西禁烟案汇钞》为中心

广西谘议局成立以后,立即会同巡抚制定分区分期禁烟办法,而张鸣岐自行展限,引起谘议局强烈不满。张鸣岐赴京述职,代理巡抚魏景桐采用拒绝报销电报费等手段逼谘议局就范,引起后者更大反弹。为维护议案和宪政的权威,广西谘议局全体辞职,第二届常年会无法召开,直到资政院裁决、摄政王亲下上谕才宣布复会。此事使广西谘议局成为各省谘议局的领袖和争相效仿的对象,把全国政治生态进一步推向激进。     

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晚清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只顾揽权，毁了立宪

一、在清朝的政坛上,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这是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理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历史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     

广西辛亥光复与谘议局的激进特征

清末的谘议局是一种产生于非常时期,不具典型意义的代议组织,各省谘议局的情况大不相同,进行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本文通过探究广西谘议局在辛亥广西独立前后的举止作用及其特点,对其所呈现出的异于它省谘议局的激进特征及其产生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以为全局性研究提供参考。     

民国初期江西省议会中的党派之争

政治现代化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程中的主线之一,议会制度的建立则是政治现代化的集中表现。以往有关中国近代议会制度史的研究,学者或是从制度的层面论及议会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刘伟:《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孔玲:《略论民国时期的贵州省级民意机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许友书:《1912～1927年四川省议会述略》,     

刀客与陕西辛亥革命

刀客是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绿林,主要存在于关中地区。陕西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与刀客等势力联合反清。西安起义前,井勿幕、胡景翼等同盟会会员积极与刀客相结纳．发展革命势力。在陕西各县市的光复过程中,刀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的光复,是革命派与刀客等势力联合运动的结果。但由于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有些刀客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有些在参加革命后沦为军阀或其爪牙,成为革命者镇压的对象。     

论军队在率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影响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光彩夺目的一页,军队在其中所扮演的精彩角色,是清代以来所未曾有的。对于军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评价也明显过低。本文认为,军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别的什么群体,而是军人,包括新军、民军、巡防队、警察和学生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而革命发生后军权势力的扩张又严重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探清辛亥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逢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自1961年始,至今已举办4次。十年一度的以纪念为依托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已形成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品牌,同时也清晰地折射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半个世纪以来辛亥革命史的学科发展,固然因为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但更与这四次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这四次深具典型意义的讨论会管窥学术会议与学科发展之互动关系,或可为学术史的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关于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之三论——答杨焕鹏先生

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是为了"溶共".它与孙中山的"容共"在本质上不同,但与"反共"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成立三青团,其倡导者不可能是陈立夫;其目的不可能是为了排斥汪派.汪派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是两个概念,周佛海不属汪派.复兴社、青白团成立于1932年,而不是1935年.     

也论"社团改进会"--兼谈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变

社团改进会的成立,是以谭人风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力图根据民初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旧式会党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有助于民国的“完善稳定之民党”。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决不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也决不是对某一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而是为了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出于对这种政治制度能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的期望和信心。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的转化,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与人民政协事业

毛泽东在指导人民政协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人民政协,并将人民政协作为民主政治的象征,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人民政协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挫折,人民政协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遭到破坏,但毛泽东坚持将人民政协保留了下来,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先河。     

Parliament and the Press: Forging the United Nations in Wartime Britain, 1939–45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ot only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Great Britain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plan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United Nations (UN) as a new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to replace the League of Nations. While scholarship on post-war planning is extensive, relatively little exists on how the planning process was discussed and depicted publicly in Britai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ll such lacunae by examining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omains for public discussion at the time, the press and parliament. It will argue, first, that the League of Nations’ experience – its inability to use collective force and its optimistically democratic structure – overwhelmingly shaped public discourse in reference to the UN. By referring to the past, the press and politicians alike in Britain were content to relinquish interwar ideas such as equal rights and equal representation for all nations. Second, apart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less democratic structure of the new world organisation was just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The desire to make the grand alliance betwee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SSR functional despite all mutual suspicions, directed the view of the UN, and typically overrode all other concerns relating to post-war planning. Finally, throughout the wartime planning of the UN, public opinion, in so far as press and parliament were concerned, held fast to the idea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was not to be touched by the UN. In publi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 was hardly considered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decolonisation. Instead, the UN was designed to become the post-war embodiment of the grand alliance, a vehicle through which the victory over the Axis powers would be managed at the global level: such management did not envision the need to let empire go. Viewed this way, it also becomes clear that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we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or binary visions, but coexisted and shifted in importance throughout the period exam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