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建康城青溪故道考①

青溪是六朝建康城东一条重要河流。五代杨吴、南唐时期,青溪水被截入金陵城外壕中,原城内青溪部分逐渐湮塞废弃。近些年来,南京城市考古和六朝建康城市空间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确定了建康宫城的范围,进而可以明确青溪所在的区域范围,结合史料和在此区域考古发掘的多处河道遗迹,基本可以复原出建康城东侧青溪故道。这一研究为复原六朝建康城水系及城市空间形态提供了新的范例。     

梁昭明太子陵墓考

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对梁昭明太子萧统陵墓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了考证。文章认为昭明太子陵址在建康东北郊,陵号应是安陵,而非安宁陵。今栖霞镇新合村狮子冲一对有角石兽位于梁代陵区范围内,其墓主有可能就是昭明太子萧统。     

喜读新作《六朝都城》

关于六朝都城建康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有朱希祖、朱侯父子和刘敦桢等前辈学进行过探讨。但是,由于六朝人留下的第一手史料较少,除正史外,仅在六朝的学作品和笔记小说中有一些记载,或散见于唐宋的类书和地理书籍之中。有关的专史,只有唐人许嵩追记的《建康实录》以及南宋人张敦颐所的《六朝事迹编类》二书。现存的有关方志,最早的也不过是南宋末年的《景定建康志》。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有关遗迹和遗物等实物史料,除陵墓以外,也很贫乏,迄今尚未发现与建康城址所在地及其变迁的直接有关的资料。因此,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有着相当的难度。     

近年来六朝都城考古的主要收获

有关"六朝都城"建业及建康的研究成果,一直只能依靠文献进行,其主要原因是"六朝都城"遗址基本上都被叠压在现代南京城的地下,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以田野工作为特征的"六朝都城考古",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其大规模考古发掘始于南京老虎桥工地对六朝"台城"的考古探索。近20年来,"六朝都城考古"收获巨大,不仅发现了都城中心区和石头城、确认了"西州城"的位置、发现了佛教寺庙遗存及礼制建筑遗存,还出土了大量可以揭示六朝都城文化内涵的珍贵遗物,如瓦当、陶瓷器等。这些成果对今后六朝都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的参考性作用。     

六朝文物的一次大检阅--读罗宗真、王志高先生著《六朝文物》

近年来,南方六朝文物的发现和研究颇受重视,以六朝都城建业和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成都等地的佛教文物之发现、六朝瓦当研究、南方各地六朝墓葬、六朝瓷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使得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物遗存得以为今人所知所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先后有《六朝考古》（罗宗真先生著）、《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李蔚然先生著）、《南京的六朝石刻》（梁白泉先生主编）、《六朝艺术》（江苏省美术馆主编）、《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先生著）、《六朝都城》（卢海鸣先生著）、《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蒋赞初先生著）等一批论著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建康实录》校证

唐人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流传至今,其刊本分别有南宋绍兴刊本,清嘉庆贻训堂刊本,清光绪桑泊草堂本等。由于《建康实录》传本在文字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影响了相关的学者对它的利用。通过校勘解决《建康实录》文本中所存在的讹夺衍倒等问题,乃是此书整理的首要问题。     

深度挖掘南京最古老方志——《建康实录》的地情资料价值

学术界关于《建康实录》的整理和研究,已是硕果累累。版本、辑佚、体例、句读、思想内容、文献价值等是研治《建康实录》的老课题。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规模开展修志活动以来,充分挖掘旧志中的地情文献资料,成为学者们研究方志的一个新视角。《建康实录》作为南京最古老的地方志,是南京六朝时期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对于该书所载地情资料的价值研究方面,仍是有待钻研的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修志、建设工作是大有益处的。     

《景定建康志》的二重体例特征和学术价值

<正>南宋《景定建康志》（以下简称《建康志》）为南京现存最早志书，也是宋代名志。建康府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改江宁府而置，其辖境相当于今南京市。此志系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二年（1261）成书。此前学界对于《建康志》多有研究，但研究者皆仅把《建康志》视为郡府志，故所得研究结果皆为《建康志》作为郡府志的一些体例特征、学术价值等。以辩证观点去审视，《建康志》不仅是一部郡府志，而且还是一部都城志，笔者认为《建康志》兼有郡府志和都城志的二重体例特征和学术价值。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论南京大行宫出土的孙吴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

为了探明六朝建康宫城(台城)的位置,廓清都城布局,自2001年5月起,南京市博物馆对珠江路以北以及大行宫地区的近20个地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墙、城壕、道路、砖井、房址、木桥等遗迹,并且出土大量文物。出土遗物中,仅各类瓦当就有近600件,依当面纹饰可分为云纹、人面纹、兽面纹、莲花纹四大类。其中云纹瓦当、人面纹瓦当尽管数量相对较少,但时代跨度小,演变     

六朝建康的城市防卫体系试探

本通过六朝时期建康附近防卫设施的消长与功能,考察了建康城的防卫结构和城市空间。     

金陵历代高僧法师谱

近日,各方文物考古专家盛赞南京千年阿育王宝塔惊世出函,称其为世界上体形最大．工艺制作精美绝伦。从出土碑文提到的佛顶真骨、诸圣舍利等,可以推测到塔里可能供奉的舍利,最早源于南朝,是历代舍利子的集成。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当时由于梁武帝崇奉佛教,建康（今南京）地区佛寺达700余座,僧尼10余万之众。成为举世闻名的“千年佛都”、“中国佛教研究中心”,     

正史中“建邺(建业)”应为“建康”举正

《建康实录》开篇云:“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为秣陵,(东)吴改为建业,晋愍帝(司马业)讳业,改为建康。(东晋)元帝即位,称建康宫,五代仍之不改。”《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建邺”条:“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愍帝立,避帝讳改建邺为建康。”《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秋八月癸亥,刘属等达于扬州。改建邺为建康,改邺为临漳。”但诸正史中都有很多对建业、建邺及建康的混用,限于篇幅,兹举数例如下:1.“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邺,报卢循曰:“刘毅兵重,成败系此一战,宜并力距之。”…     

评析宋《景定建康志》

由南宋建康府知府马光祖主修、幕宾周应合编纂的宋《景定建康志》（以下简称《建康志》）,志首有马光祖的《序》、《进（建康志）表》、《献皇太子笺》3篇经典文献,继载《留都录》四卷（详录宋皇帝的文翰）、地理图（附“地名辨”）、侯牧表（建康表一至十）以及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等10志,正学、孝悌、节义、忠勋、直臣、治行、     

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

南北朝时期为南北对峙的局面,双方除了军事冲突,也有和平的外交往来。交聘使节通常是由本国国都出发,前往他国国都进行访问与交涉,由于事属公务,交通路线大致上是比较固定的。不过,由于北朝政权更迭,曾经数次迁都,因此,交聘的路线也随之改变。本文根据正史与诗歌中有关使节行迹的资料,逐一考证“平城—建康”、“洛阳—建康”、“邺—建康”与“长安—建康”这四条路线,希望能将当时使节穿梭往来的具体路径勾勒出来。     

试论考古报告的几个问题

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考古报告 ,是考古学研究的资料信息库。考古学界对什么是理想的考古报告、考古报告的分类、考古报告生产中的问题等 ,尚有不同的见解 ,因此被学术界所关注。本文拟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

本文討論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問題。五十六籬門的完善使建康都城的外郭範圍基本確定,成爲南朝建康都城的重要空間概念;劉宋孝武帝的禮制建設,建立起了以建康爲中心的天下觀。都城空間的確立與政治、社會的土著化,對南朝葬制與葬地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南朝帝王陵墓的選址,高大的封土,陵墓神道兩側麒麟、辟邪、神道柱、墓碑等石刻的出現,顯示了南朝在葬制上已經告别了曹魏兩晉以來的文化傳統,建立起了獨自的制度體系。     

《梁四公记》与梁武帝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

《梁四公记》是唐代的一篇传奇小说,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背后,却包含南朝梁武帝时期欧亚大陆各地交通往来的众多信息和历史记忆。《梁四公记》广泛涉及扶南、盘盘、丹丹、高昌、于阗、高句丽、扶桑、波斯、天竺、拂林等地的情况,是珍贵的史料。结合梁《职贡图》《梁书·诸夷传》及相关考古材料,可以勾勒出一幅宏阔的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图景。在《梁四公记》故事细节、历史记忆的背后,是6世纪以萧梁建康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史。     

南朝建康的东郊

东晋初期建立的建康外郭,由五十六所篱门标示,成为城邑与郊外的分界。其中部分篱门可以考知其大体位置,据之来看,建康外郭(篱门线)呈南北长而东西窄的狭长形状。篱门以外、钟山到秦淮河两岸的东郊地区,环境优越,经历了显著的从田地到园宅的开发过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寺院、道馆、学馆、隐舍等宗教、文化性建筑的建立和扩张。沈约《郊居赋》中所描述的,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东郊景观。南朝时期,建康东郊成为一处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都城郊区。建康东郊的发展,是都城内部权力向郊外"溢出"的结果,蕴含着理解城内历史的丰富线索。     

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

南京江宁出土的刘宋罗健夫妇、罗道训三方买地券,为研究六朝建康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释读、考证券文可知,罗健与罗道训为父子关系,其原为堂邑郡高山县人,后南渡过江,著籍南徐州南彭城郡。东晋末年,罗氏父子追随刘裕代晋建宋,活跃于刘宋政治中,由此迁居建康周边,买地营葬。罗氏家族的活动是晋宋之际建康周边社会变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