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长者黎澍

一整整五十年过去,我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黎澍,是1961年7月,时值中共建党四十周年,《红旗谱》作为献礼电影在电视里播映。恰巧黎澍家里,有一台当时很少见的电视,于是那天父亲带我到他家后,他们在书房谈话,我和他的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看这部电影。谈话结束,他们也到这个房间来看,当演到春兰穿上一件胸前绣着"革命"二字的大襟袄时,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黎澍伯伯的笑声格外爽朗,我看到他的目光里,带着些许讥讽。我家和黎澍一家的交情,比半个世纪更久长。黎澍夫人徐滨伯母和母亲于川是中学同学,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正>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先生为史学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     

黎澍老夫子

"在我心目中,黎澍在亦师亦友之间"我最初认识黎澍是1938年在长沙。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编辑。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做救亡工作。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敬仰他,严格说来恐怕算不上认识,不过见过几次面罢了。建国之初我们都到了新华总社。他当资料室主任,我有点儿奇怪,太大材小用了。原来,是当时担任社长的陈克寒提出两个工作让他挑,一个编辑部,一个资料室。他对我说:"每个老单位都有许多习惯办法,或者叫不成文法,我想我新来乍到,当个资料室主任比较好一点。"他真是老练,叫我     

黎澍的“考求历史真实”及其他

黎澍同志离开我们已近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重读黎公的著作,更感到他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做工作的重要。特别是他就历史学提出的一些见解和主张,至今仍值得史学工作者去思考、去实践。这里,我谨以自己重读黎澍史学论著的几则笔记,表达对他...     

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

<正>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1912—1988）是我父亲唐振常先生（1922—2002）最尊重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于1943年底认识,至1988年底黎澍逝世,交往达45年。记者与主笔编辑1943年11月间,黎澍到重庆,准备担任《华西晚报》主笔,兼为《华西日报》编文艺副刊。12月底,黎澍到成都正式上任。父亲为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写稿而和黎澍多所往还,又因一些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关系,更趋熟悉。父亲常去他们的住处五世同堂街谈天,也常一起坐茶馆,吃小吃。     

化石为泥乃结硕果——我所知道的作家石果

在羊年乍暖还寒的初春,老作家石果走完了他８６年的人生里程。他是贵州湄潭人,本名何恩余,石果是笔名。这个名字属于文学,他的作品的光彩照亮了它,伴随他终生。他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结下了,曾发表过长诗《穆家川上》,后来又在遵义《民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辅助线》。这些只是发韧之作,他的成名,是在上世纪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他的小说《喜期》,一经《西南文艺》发表,即被《人民文学》转载,编者称之为“标准的短篇小说”。接着,《人民文学》又发表了堪称他代表作的《风波》以及他的得意之作《官福店》。其中《风波》影响最大,《中国文学》译为英文发表,国外译为日文、丹麦文出版,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摄制为电影《一场风波》。他在《西南文艺》发表的《石土地》,也以内容的厚重、生活气息的浓烈而引人注目。当时,全国知名的贵州作家很少,除了老作家蹇先艾,石果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我曾听北京文学界的朋友说过,其时评论界有“北骆南石”之说,即北方有骆宾基,南方有石果,指两人的作品风格相近,同受读者喜爱。以后,石果还用“石梦天”的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旧作一起结集为《喜风集》出版。喜,是他心情的真实...     

但开风气不为师——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前年我去看电影《梅兰芳》,在等待进场时和身边的人闲聊,我问：“你们看过梅兰芳先生本人演的戏吗？”被问的人异口同声,都说：“没有看过。”这也难怪,梅先生1961年逝世,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曾亲见他演出的人自然不多了。这使我想到胡适之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先生在中国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倡导文学革命,主张写白话文,并带头写新诗;他宣扬民主自由,讲究科学,反对迷信,     

《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忆钱宏同志

钱宏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友。 我与老钱是在50年代认识的,主要是一起开会时见面谈谈,没有什么来往,了解不多。 1961年初,我调近代史所,负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当时老钱负责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接近自然多起来。我对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熟悉。编辑部人员又很少,主要是靠黎澍同志拿主意,想办法。编辑部主要是负责组稿、审稿和处理稿件。在具体选题、组稿及物色作者方面,有时也同老钱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还请他审阅     

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我1960年春进上海解放日报社时,开始尝试写些杂文。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     

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波及整个理论界、学术界持续几年的重大争论(或论战)。《历史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当时正负责该刊编辑部工作。引起广泛关注的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蔡美彪评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宁可论历史主义的两篇文章,是由主编黎澍约写,由我负责编发的。后来某些人利用历史主义问题大作文章,在史学领域搞“文化大革命”,翦伯赞被迫害致死,黎澍被打倒,许多历史主义的主张者横遭摧残,我也受到牵连。正因为     

但开风气不为师——纪念李时岳先生

1996年初,我写信给李时岳先生,请他为《历史研究》杂志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写一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文章。这个专栏是我刊近几年的重点栏目,各编辑室分别设计了若干题目,尽力邀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意见。我们近代史编辑室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应当邀请一位在这方面有研究、同时又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思想的学者,为这个专栏写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可以邀请的学者有好几位,谁是最合适的呢?我们当时认为,李时岳先生是最早提出重视资产阶级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应当是这次约稿的首选对象。     

王元化与新启蒙

1982年3月，我被陈云派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通过十二大，清洗“文革”中坏分子，选出新的年轻领导人，当时称为选拔第三梯队。十二大结束后，立即全国换新的省部级班子，我参与其事。1983年初，上海成立新市委时，元化担任宣传部长。元化是黎澍介绍我们相识的，了解他的“胡风分子”经历，在长年逆境中，坚持独立思考，未脱离本行，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当年我也是不赞成批判胡风的，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的罪状中，     

读者来函

史学史研究编辑部:顷在我所阅览室见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有一篇《顾颉刚先生和禹贡学会》的资料,其中《禹贡半月刊发刊词》署为顾先生所作,实误。因此文发表时未署名,在顾师生前,我曾问过他是谁所作的。他说已记不清了,可能是我作,也可能是谭其骧作,我改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王若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他上书毛泽东惹出大祸一事,我是亲历者。这件事的导火线是《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一整版的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3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约稿和初步加工的,另一篇短文则是我动手写的。现在我写出本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介绍王若水同志有关的     

我与周扬、吴伯箫和江南的交往

周扬写作法一例 1981年暮春季节,周扬为了撰写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人会的讲演稿,邀请陈荒煤、黎澍等七八位作家和学者,在他家中的大客厅聚谈,总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客人刚刚到达坐定,周扬就从内宅急匆匆地走进来,和颜悦色地跟大家握手寒喧。他坐在大家对面,谈笑风生地指定人们依次发言,代他考虑一下应该讲些什么?于是按照大家就坐的椅子,自西而东,轮番说话,纷纷发表着各自的见解。 我默默地瞧着周扬脸部的表情,一会儿眯着眼睛在沉思冥想,一会儿又仰起头,微微地笑着,突然又低下头,慢悠悠地在记录着什么,他是多么出神地倾听着人们谈话。…     

八十年代,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甚至可以说,其中最高亢的"高音C"部分,是由黎澍来担纲的。在那个多有禁忌的年代,他那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思想,有如地心涌出的岩浆,火红而又滚     

编辑《刘大年文选》的回忆与思考

刘大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约请学撰写回忆大年同志的稿件,我也在被邀约之列。关于大年同志的治学经历,我已经写过一些介绍性的字。最早的介绍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1992年出版)的刘大年词条。1995年,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祝贺刘大年同志80华诞的会议,学术界的许多前辈学前来祝贺,发表了祝贺感想,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大年同志的学术经历。这次会议,刘大年同志本人避席他去,表现了他的美德。我们明知道他不会出席,还是照旧开会,这是因为,我们在会上所说的话,不一定要他本人听到,而是从学术界的需要出发的。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家的整体形象,启迪和教育新一代年轻学人,决定编辑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选出了在我院工作过的在世和过世的院长、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32人,我所入选的是首任所长、学部常委范澜,继任所长、学部委员刘大年,以及一级研究员罗尔纲。该书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主持要我为刘大年同志作传。为了完成任务,我仔细研究了大年同志生平,重读了他的许多作和论,写出了1．6万字的传记。去年底大年同志去世后,我又在今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战士型的学,学型的战士》的长,总结他的抗日战争研究成果;同时在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战士学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的怀念章。现在要为《近代史研究》写稿,一时觉得写不出新意。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