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郝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者形威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都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形成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形成路径比较研究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领域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哲学问题。中西方基于各方面的差异,在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问题上秉持不同的态度。本文通过解构、比较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形成的路径,寻求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充分认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形成有效治理的强大合力。     

官僚主义治理的人性分析——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人性的预设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也是理解、评价和预测政治生活的逻辑起点。中西方的主导人性理论传统是按人性善、人性恶的逻辑理路展开的,形成了德治观和法治观的不同治政理念,德治和法治在最高价值取向和最终理想目标上是共同的,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上也是相辅相成的。治理官僚主义也应坚持德治和法治的统一,德制与法制的兼顾,在治理官僚主义中德治与法治表现为理想和现实、柔性和刚性、治本与治标的关系。     

论民主对"德治"的影响作用

本认为,民主以其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有助于养成公民的道德自律感,对“德治”具有基础作用;民主从公民的主体地位出发,有助于培养公民自觉的道德认识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对“德治”具有促进作用;民主以其制度化、法律化的实施机制,规范了公民的社会行为,并内化为公民的道德规范,对“德治”具有保障作用。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本就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问题

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其根源于中国法制传统中固有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综合体在发挥非制度性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产生了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之间的冲突、法制的传统道德与法治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革命传统与法治的保守精神相冲突、传统的恶法意识与法治建设的良法要求相冲突、统治工具论法观念与公平正义法观念之间的冲突等。理清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是推进法治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贞观政治人治与法理相混合的意蕴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史上极富盛名的太平盛世时期。贞观之治与李世民德治、法治合举的治国方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是传统的人治社会,主张清官理政,贤人德治;西方自来就有法理治国的传统,并且很早就出现了分权制衡学说。贞观政治不仅在清官德治方面做的相当成功,而且在依法治国方面既有理念的突破又有制度的创新,二者共同促成了贞观盛世之象。     

"法律明白人"政策与乡村基层治理模式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央一号文件"建设法治乡村"概念于今仍然意义重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际,我国现代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忽视.在基层法律服务资源和法治宣传较为匮乏、乡村基层法治建设仍处在断链阶段的现状下,"法律明白人"工程的推进使得许多基层地区得以见法治天光.《乡村"法律...     

关于国外执政党自身变革经验的思考

冷战以来,随着各国政党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变革的新潮流。一些发达国家执政党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的自身变革并取得了相应成就。认真分析和研究世界政党自身政治变革的经验和做法,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罗马征服和统治意大利的政策

罗马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对意大利半岛进行了全面的征服,由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号令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霸主。罗马在征服过程中能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对被征服的各地区、各部族采取“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政策,即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同盟城市”、“殖民地”和“自治城市”等手段来缓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问的矛盾,使其源源不断地为罗马的南征北战提供兵源与财力,为罗马顺利征服意大利半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公众参与和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

执政党依靠的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

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中,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采取了废科举、兴学堂、发展交通、改进司法制度等改革措施;还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相继设立了谘议局;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然而,清政府打着开办新政的旗号,增捐加税,横征暴敛,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将专注于工商业的国内立宪派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终究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     

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将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推进改革进程,破解行政体制改革中遇到的深层次体制性障碍,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行政体制改革与法治的关联性入手,分析了现行行政体制法治建设中的问题,说明行政法治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保障,并提出构建保障行政体制改革的完整法律规范体系的设想。     

关于依法治党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本认为,依法治党是现代政党建设的核心原则,是党内法制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党,要科学认识对依法治党中“法”的理解,明确依法治党的主体与客体;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对待我国目前在依法治党方面尚存在的问题,稳步推进依法治党向着更加健全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善于革命的党,而且是善于执政的党。在沿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并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依靠先进的执政理念、科学的执政体制、成功的执政方略、坚实的执政基础,自觉地抵御执政风险,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为继续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