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农村改革和农民生活,"三农"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等等。 这些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10次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农业决议与当代中国"三农"政策演变

通过对建国以来10次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农业决议进行考察,有以下基本认识和判断:10次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农业决议,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中地体现了全党关于"三农"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现代化建设,在探索农业发展道路进程中的重要里程,是新中国"三农"政策演变的轨迹;对新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论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上的贡献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碰到的关键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门槛。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陈翰笙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我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将通过陈翰笙对土地问题的关注、农户阶级的合理划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科学论证这三个方面,来说明其在农村经济研究上的贡献。     

我国城镇化道路与"三农"问题的因果关系

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与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1978年以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这条城市化道路不仅没有带来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的滞缓,以及“三农”问题日趋尖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

由于体制性障碍和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传统农牧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反过来又使农业处于低水平状态,形成了二元结构与农业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     

试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价值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的实施是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范例,这一政策也充分体现了列宁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度关切。以史为鉴,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改革。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凸显,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与"三农"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业人口的转移。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7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由此可见,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当前中国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简

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民主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把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的中国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引导中国农民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开始了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体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重新审视这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个体经济体系,丧失了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支柱作用,制约和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农业发展。探索和创新农业合作化新的组织形态、管理体制,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依然是中国农村生产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然依赖。     

李昌平 “新土改”最需要放权给农民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中国农村未来改革设计了一条新的路径,最终目标是用城乡同权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为何进行"新土改"?"新土改"将何为?本刊为此专访了三农专家李昌平。     

梳理中央文件与农村改革的辩证关系及理论创新——《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评介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大面积铺开的。30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于2009年1月发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工作的第11个"一号文件"。抚今追昔,回顾前面10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认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小农户振兴解析

小农户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利益与价值主体,也是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及形态建构主体。小农户振兴,即为适应当前乡村地域系统乃至城乡地域系统社会经济形态、地域结构—功能重构,通过对影响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的内部要素和外缘要素的调控管理,实现小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及其与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结构—功能演化融合协同发展的过程。文章基于小农户概念内涵,分析了小农户振兴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小农户振兴与城乡地域系统演化发展的联结关系,提出应根据地域差异,在明晰小农户生计转型发展和城乡地域系统类型、要素组成、结构—功能、发展特征与模式的前提下,按“村域—乡村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不同尺度分区分类实施小农户振兴。重点关注小农户振兴与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乡村产业体系、乡村社会功能再组织化及乡村生态环境提质的耦合协同,加强小农户振兴与乡村资源管理、小农户振兴地域类型与特征、小农户振兴规划与政策、小农户振兴路径与模式等方面研究。     

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国内旅游一直是中国旅游的主要构成部分,对拉动内需、促进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研究中国国内旅游消费意义重大。本文依据2001-200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的路径:提高城乡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合理制定景区门票价格、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加强旅游消费引导。     

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迟缓的供求影响因素与机制探析

农村土地流转长期受到决策者的鼓励,但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率一直偏低,西部地区尤其如此。本文试图以陕西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等因素影响农地使用权流转率的作用机制;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偏低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受到现行的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本目的的农地制度的约束,任何旨在提高农地流转率的改革措施,都必须考虑现行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地区差异,实行因地制宜的农地流转制度。     

1990年以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进展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1990年以前中国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概况,然后从基础理论的发展、土地利用、经济、聚落、城市化、景观、文化、空间八个方面对1990年以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简略阐述。这一时期的研究紧跟乡村发展实际,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众多学科的参与也使得内容与方法更加充实。但总的来看目前中国乡村地理学还很薄弱,许多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展望。     

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关键。农村空间商品化是农村空间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其概念强调农村经济重构,以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农村发展问题符合理论与实践要求。本文旨在：①梳理西方农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脉络以支撑农村空间商品化概念与路径探索研究;②基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概念、理论、实践,参考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模式,提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多种实现路径;③讨论初级农产品生产等四条路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系及其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并对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等三条路径的特征做了简要说明。     

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逻辑体系框架

在问题剖析和内涵辨析的基础上,从5个方面构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逻辑体系框架。研究认为,新时期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在指导理念上应以"理-工-管"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本理念为指导;在目标定位上应形成包含"现实目标、基本目标、中级目标、战略目标"的层次化目标体系;在宏观战略上应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内综合整治的战略重点与方向;在统筹安排整治项目方面可按照"战略区-类型区-潜力区-项目区"的空间层次逻辑思路,从国家、区域、亚区、项目4个层级构建综合整治项目空间层级体系;在功能作用方面,可通过土地整治、空间重构、要素整合与机制创新来推进乡村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学得到了复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进展较快,原先被视为禁区的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也开始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目前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中国人文地理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迈入21世纪时,作者建议中国人文地理学着重研究以下各课题:
(1)为充实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2)为配合(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研究全国和各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以土地利用为中心来研究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4)从节约利用和保护资源出发,研究地区自然资源系统;
(5)为发扬中国地理学的传统,更认真地为农业服务,研究促进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问题;
(6)从理论和方法上提高区域地理研究的水平、并配合国家任务,开展区域综合发展的研究,包括国家和各省经济建设的重点区、海域、生态脆弱区等。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视野下山西乡村振兴路径探索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在当前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深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准确地探索乡村振兴路径。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结合山西乡村振兴实践面临的困境,对乡村振兴微观路径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的重要驱动因素。从人才、文化、组织、产业、生态等方面探索制度和各类要素的城乡融合发展具体路径,调整乡域系统人地关系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可以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