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次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

1913年7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在中华民国史上多称作“二次革命”。也有些著作以时间为准,称之为“癸丑之役”,或以地点为准,称之为“赣宁之役”。 关于讨袁战争的起因和过程,不少论著记述颇详,不待赘言。本文拟围绕着“二次革命”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分野,作简略的评述,不当之处,谨请识者教正。     

中国的罗宾汉——王金发

王金发是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叱咤风云、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人赞他是现代的“聂政”,有人誉他为“东南一英杰”。鲁迅夫人许广平说,王金发是“中国的罗宾汉”。     

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的确,陈独秀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并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革命论”,而     

柏文蔚与安徽“二次革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图谋“帝制自为”,残害革命党人,蔑视议会,独断专行,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只剩下一块“共和”招牌。1913年7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发动反对专制独裁、维护共和政体的革命战争,因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补课,故史称“二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涌现出名的“讨袁四督”,安徽都督柏蔚即是其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本对柏蔚领导安徽“二次革命”的曲折生动的经历介绍如下。     

重评“二次革命”败因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历时两个月惨遭失败。一个曾经掌握政权(后“让位”),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占据较大地盘,执掌了一定数量的军队,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民国第一大党,其议席、地盘、军队等等,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党的组织列入非法,领导人受到通缉,党人遭受迫害,革命顿挫,元气大伤。“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怪罪黄兴甚多,在日本见到了黄兴,就“痛骂”“刻责无已”。当面如此,背地更     

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

如何评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他在“五·四”运动后期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变化,是近几年陈独秀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陈独秀系统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有的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系统理论,与此相反,陈独秀所主张的倒是“一次革命论”。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难苟同。下面仅就陈独秀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分析,来探讨一下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过程。     

云南护国军发行中国银行兑换券始末

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当年12月11日,参政院两次上书劝进,“恭请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次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31 日,袁世凯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关于江淮侠义军的反袁问题

江淮侠义军起义,《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号)把它作为“土匪起事”列入“中国大事记”。后来国民党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时,根据《东方杂志》的记载仍把它作为“土匪起事”系日编入《长编》,并把袁世凯政府派兵镇压江淮侠义军攻下定远事,称为“官军克复定远”。迨195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才为它初次正了名,称为“乡民起义”,但还不够确切。因此,根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的有关记载,补述一二。江淮侠义军,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合肥、定远等地出现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原安徽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探源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推行,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提出并得以推行?原因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但是,陈独秀无视这一客观条件的存在,把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     

回忆我的五爹梁钟汉

梁钟汉(1878-1959年),汉川马口镇人。 1906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干革命,从武昌“丙午党狱”、辛亥“汉川起义”,到“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靖国,再到讨伐陈炯明,“无役不从”。 1925年年终,他和国民党左派詹大悲及中共党员刘伯垂从广州潜回武汉,以应北伐。在董     

赵倜参与镇压白朗起义的史实

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我国北方反抗袁世凯反动统治的群众性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发源于河南中西部的白朗起义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影响较深。     

孙中山关于法律解决“宋案”之资料二件

这两件资料,选自国民党政府国史馆档案。原为抄件,未注明出处。系由旅美同盟会会员、《少年中国晨报》发起人之一龚显裔先生自美洲寄往重庆。文中说明孙中山先生对“宋案”亦曾主张法律解决,为史学界提出了孙中山如何由法律解决“宋案”之主张转变到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这一课题。现予公布于后。     

“二次革命”在安徽

一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例行逆施,妄图复辟帝制。他的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清醒了革命党人的头脑,使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性,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决定发动讨袁,再次进行革命。1913年7月8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抵江西湖口,12日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举义讨袁,李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于是,著名的“二次革命”爆发。江西宣布独立,东南各省急起响应,1913年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7月18日,广东、上海宣布独立,7月20日,福建宣布独立。7月22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二次革命”的枪炮声在独立各省激烈震响。7月25日,江西讨袁军战败。7月29日,     

章太炎与袁世凯

懂得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最初对袁世凯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后来袁世凯复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开始发表文章针砭之。当黄兴等起兵讨袁的时候,他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岑伟生事略

岑伟生,学社社员及同盟会会员。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曾两度被胡瑛派往上海,向中部同盟会领导汇报起义准备情况。首义后,由宋教仁派往京津策划北方响应,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习经济政治。“宋案”发生后,回国参加反袁“二次革命”,     

沈缦云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退潮战,也是检验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块试金石。本文拟从沈缦云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入手,以此来探究辛亥革命过程当中资产阶级的成长历程。     

江亢虎的“两新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的浮沉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自称为“倡导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命令解散。1924年,正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党又在上海“复活”了。这次,它竟以北洋军阀为靠山,打着“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这个党,在当时虽仪是昙花一现,无关大局,但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却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在大革命风暴中的没落过程。这对于我们识别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福建民军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从中华民国成立起．到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出现为止．中国的政权．一般来说,是在“北洋军阀”的支配下。北洋军阀直接势力范围．最初为北方各省及长江流域一些省份,随后才向南方发展。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趁“二次革命”失败之机侵入福建．继而将其纳入统治范围。从这时起至1934年2月陈仪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约20年间．福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各派系之间争斗剧烈．社会动荡不安。[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