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明清时期士绅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新会县为例

士绅阶层在明清时期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之际新会县发生一系列事件生动地展现了士绅阶层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明代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水平快速进步,新会县的士绅阶层也随之发展壮大。万历年间新会县的“谯门之变”及其后续事件展现了士绅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在清初的社会动乱中,士绅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地方军事行动,同时也迅速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双方基于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的共识而达成了新的政治平衡。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试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的“租栈”经营

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绅士地主仍然作为权力机构的主体活动于乡村,只是此时的绅士构成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呈多元化趋势,其阶层构成要素有所变异,然而绅士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仍具有代表地主权力机构性特征。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摆脱绅士地主和地方权力控制斗争加强,抗租事件随之增多,由于中国地主制度在20世纪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奠基力,活动空间较大,故更愿意选择类似于＂租栈＂的专门机构进行收租,进而导致了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而得以维持其统治的只有＂租栈＂制度。     

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养成机制初探——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举废除后,近代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士绅凭借旧时功名,新式精英依靠学堂学历,跻身于地方政权建设中。地方精英养成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过渡化的特征,并伴生劣质化的特征。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整合格局的变化

晚清以降,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乡族自治传统下的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随着国家扩张权力需要的增强和地方资产阶级化新兴士绅的倔起,一种以国家与新型地方精英的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地方权力格局呼之欲出。当然,由于传统势力的牵制以及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地方权力重建过程充满了复杂的纠葛与冲突。     

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依据科举制度安身立命或完成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原既得利益群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过渡时代的乡村权力网络、不同群体以兴办学务为契机分别置身其中,分享权力又相互争夺对权力的主导权。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又并非处在一种简单的“新”、“旧”对立或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当中。掩映于简单对立之下,实为地方权力资源因地域、时势等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配置。学务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变动折射出过渡时期乡村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力格局。     

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最后的绅士阶层

传统的士绅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相应的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传统的地方权力阶层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调和与近代政权的冲突,短暂是和平共处是中国近代乡村权力更迭的黎明之黑暗。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

自宋元至明清,中国的工商业市镇有了较迅速的发展,而明清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尤为研究瞩目,但在这样一种从乡村脱胎而来、却又没有在帝国行政体系占据一席之地的新型聚落中,权力的组合与运作究竟如何进行,我们的认识还较模糊。通过发生在晚清湖州双林镇上的风波,并由此回溯该镇的各种权力资源自明代以来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以及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看到后起士绅把持的慈善组织－－崇善堂日益凸显的核心作用,从而透视区域社会的权力变迁。     

汉赋中的服饰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

本文从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着眼,论述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体现汉代文化精神的礼乐精神,汉赋中的服饰形象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的关系。通过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绘,论述其体现的礼乐精神以及礼乐精神对服饰的影响。     

明清陕甘交通道路的新发展与丝绸之路变迁

明清陕甘道路交通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陕甘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清以后,交通道路又有新的发展。关中道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交通则向北与向东发展：甘肃交通道路除利用原有的古丝绸之路外,又形成许多新的分支,是对丝绸之路的补充与完善。     

中西封建君主制中的"法治"与"人治"

中西封建政治史上都存在着限制君权的传统。西欧盛行的是由日尔曼法、神法与封建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在中国则表现为儒学的君主受制于“天“、“礼“的政治传统,但这类传统多流于理论或理想的层面。在中西君主制中,“谏议“虽有规范君权的效应,但最终并不能束缚君权,而君主以加冕誓词或“罪己诏“所作的政治承诺也是如此。从君权的实际运作来看,中西封建君主制都带有基本的“人治“特征。     

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谱学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该时期徽州地区家谱编修较前代更为频繁，内容与体例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家谱的创修与续修 明代徽州家谱的名称繁多，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谓。从中国谱牒发展的历史看，宋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

宋元时期墓壁上的题刻文字,称之为榜题和题记。它们是研究当时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现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宋元民间书写形式。榜题与图像相配,用于解释图像、指示图像内容;题记涉及纪年、地理、家族、历史史实等,富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堪补史籍之不足。     

试论元代云南金银货币与实物货币的流通

元代全国实施的是统一的钞锭政策,而惟独云南例外.云南行省的货币流通状况与其他行省相比较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不但以贝币为主要通货,而且也有金银货币和盐币、缯帛等其他实物货币.云南行省多种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从表面看是元朝给了云南特殊的货币政策,但从根本上讲与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落后、省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云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历史上形成的独特货币体系不无关系.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cult of relics in Venice and the northern Adria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he cult of the saints emerged as a prominent focu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Corporeal relics became objects of importance, conferring status on their possessor; and, like other precious commodities, they frequently served as prestigious diplomatic gifts, useful for the fostering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s between donor and recipient. This strategic use of saints' cults is here examined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Adriatic.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inth century, Byzantine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allegiance of Venice and urban centres along the Dalmatian coast may have prompted the translations to the region of the relics of saints such as Anastasia, Tryphon and Theodore, all of whom became important civic patrons. Later in the century, the Byzantine mission to Moravia was focused on the relics of St Clement, while archaeological and othe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rankish missions into the Balkans may have stressed the cult of St Martin, a native of Pannonia. Ultimately, Venetian independence from both power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ir adoption of a new patron saint, Mark, whose cult arrived from Alexandria unencumbered by implicit political debts.     

道光二十一年豫皖黄泛之灾与社会应对研究

1841年,黄河发生了持续8个月的南泛,河南、安徽受灾严重。面对这场近200年来罕见之灾,社会上下各有应对。道光帝自灾害发生之日起,就对水情、灾情予以关注,谕令河督、豫抚伺机堵口,并通过济民粮物、以工代赈、蠲免税赋等手段,赈恤灾民。河督、豫抚和皖抚等官员,虽从其职守出发,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然而受专制制度的制约和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影响,其行为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且迟缓、低效;与应对洪患本身相比,朝廷和各级官吏更为关切的是,灾民潜在的对政府统治的威胁。因此,有关应对基本着眼于安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制度。另外,受长期灾荒、区域社会发展滞缓的掣肘,除个别地方外,泛区内士绅阶层缺乏足够的参与社会事务能力,在应对灾害方面,没有起到引人关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