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

1901年1月,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奖励游学成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有力地刺激了留日学生运动的发展。据统计,到1904年留日学生人数达到1300人,到最高峰的1905—1906年间,更猛增至8000人。有学者估计,清末十年间,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留日学生旅居日本,深深感到中国的积弱和日本的强盛,强烈的忧患意识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推上了从事政治活动的道路。过去,史学界对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对同一时期众多留日学生参与立宪运动的现象则很少有人涉及。鉴于此,本文即拟探讨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     

《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出版

正徐志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26.7万字,98元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深远,与中日关系极为密切。近代日本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留日学生,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们,在留日运动起起落落和中日关系的变化中,又如何调整留日学生政策,以及这些调整又怎样反作用于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本书从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宏观视角出发,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抗战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选派主体变成了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在专业选择、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只能接受日本政府、学校和相关机构的安排。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压缩学制年限、"学徒出阵"、"勤劳奉仕"等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环境中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加之,他们远离故土,战时生活的困苦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日本民众,尤其是在日本警察、特务的监控下,早已没有战前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但又不得不参加日伪机构组织的各种亲日、崇日活动。战时日本主导下的中国人赴日留学,既然偏离了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正常轨道,结果必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终结。     

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

为缓和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培养留日学生的"中日亲善"感情,日本政府顺应国际上列强退还庚款以资助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趋势,于1923年3月在第46届国会上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并以此为基础,经与中方协商建立了一般补给生制度,正式开启了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工作。此后,日本政府为垄断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权,独自推出了特选留学生制度和选拔留学生制度,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将一般补给生制度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停付庚款和对华文化事业经费的扩张,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也是几经变化,并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彻底终结。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出版

正谭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34.8万字,98元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问题因中国留日学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近代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备受学界关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与之相对,近代以来的日本留华学生群体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亦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     

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是近代中日化交流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那么,在清末,即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日本人是以怎样一种心态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呢?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基本认识又是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对分析留日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剖析留日学生归国后的种种表现,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本试图以明治后期日本报刊杂志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结合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对以上问题作一考察。     

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

关于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有学者访谈过一些原伪满留日学生,但彼此所谈留日生活差异较大,往往彰显了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抗战时期,日本不仅安抚和“保护”伪满留日学生,而且专设学席制度,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貌似优待伪满留日学生。其实,这是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和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侵华政策在留日教育层面的反映。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交往和日常活动同样被监控,任何“异常”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这也是他们留日生活的常态和底色。因此,伪满留日学生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蕴含在普遍性之中,如此理解他们的留日生活或许更加客观。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1936年山西籍留日学生名单

近从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沈云龙主编),影印日本学会所编《中华民国廿五年(1936)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中,辑出其中山西籍留日学生人名,将对目前各县新修方志以及查找民国人物资料有所裨益.     

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文以抗日救亡活动为研究取向,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7年抗战军兴为探讨范围,就海外留学生的救国活动、心态、方式,效果及其意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一留日学生及其爱国运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后。然自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这一段中日关系史,不啻是一部日本侵华史。留日学生因身处日本,对日本政府的侵华策划和日本国民由潜意识中反映出来的轻视中国的心态,感受极深,因之更能激起其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早在1905年,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留日史上的第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料补遗--兼谈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笔者在日本亚细亚大学任教期间,通过资料查询和走访调查,发现了被我国中日关系史及留学日本史研究界忽视了的有关日本战后首批正式招收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史料证明,战后第一批留学日本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这既是中日两国在战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战后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华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旅居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国内的各界民众一样,曾以旺盛的民族精神,积极投身于创办反战报刊、搜集日军情报、发展抵抗组织等爱国抗日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以国共两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海外策应力量。     

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清末留日学生与地方督抚间的政治博弈——以留日陆军士官生为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将强兵与教育当作富国图强的第一要务。基于人才匮乏,选择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试图借助日本的教育资源作为解决瓶颈的捷径;事与愿违的是留日学生迅速觉醒,他们种种"反叛"行径使督抚们的名誉声望和辖区统治受到严重挑战。为此,张之洞等采用加强行政管理、严格选送学生、强化政治思想监控、参与制定留学生的考核办法和恩威并重等策略与留日学生展开政治博弈,但是,学生们的革命思想日渐成熟,在满、汉矛盾加剧的政治环境下,在辛亥革命前夕,这场政治博弈胜负已经底定。     

试论日本华侨学校的法律地位及其所带来的问题

作为日本华侨社会的主要教育设施,华侨学校不仅为华侨子弟的教育做出了贡献,也为整个华侨社会的统合和稳定发展以及中日文化的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华侨学校具有持日本国籍的学生增多、学生总体趋向多元化,毕业生去向以升人日本学校为主流,以民族教育和升学教育为两大教学目标及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观念等特点。但由于华侨学校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法律地位,故在学生入学、升学及学校财政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华侨学校教育活动的实施。     

渤海致日本礼物探析

唐代渤海政权与日本隔海相望,往来频繁。本文依据中、日古代文献记载渤海致日本礼物的情况,对其历史过程、致送途径、频繁程度、行为方式进行探讨,并通过渤海对日本所致礼物种类、产地、数量及相关问题研究,进一步揭示渤海致日本礼物活动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本质。     

日本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特征与动态

日本人文地理学多年来在吸收欧美人文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点。包括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区域调查,在研究体制上强调社会分工,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重质而轻量等等。二战后,日本人文地理学由于远离应用而导致学会规模缩小、影响力下降,对中国人文地理学是一个前车之鉴。但同时,其成熟的研究规范和富有东方特色的研究体制也是中国同行学习的对象。本文结合笔者的留学经验,概述了日本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现状、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向,并分析了其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借鉴意义。     

从唐日外交态势看天宝争长之可能性

唐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日本向封建社会迈进一步加强的日本,为了不使自己在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低于新罗,就与其位次孰高孰低的问题向唐提出了异议.这个事件既反映出了唐、日、新三国之间微妙的外交关系,也反映出了日本的民族性.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     

日本对华"武装移民"政策及其战略目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中国整个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日本政府便开始积极策划向中国东北推行"武装移民"的侵略政策.到1937年日本实施"百万户移民"之前,先后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五次.日本"武装移民"的战略目的,就是要用日本移民来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实力,配合日本关东军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加强殖民地统治,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