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大同晋北镇守使傅汝钧

傅汝钧(1884年——1927年),字秉丞,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出生在山西省阳高县东井集镇小石庄村(1949年4月25日划归河北省阳原县管辖)一个官宦世家。祖先傅说为商王武丁的大臣,曾祖父傅珅为清朝道光年间正四品武官,其父科举及第在朝为官。傅汝钧幼年在本县读私塾、小学堂。1907年考入山西省太原陆军小学堂。1910年又考入北京清河第一     

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

鼠疫是近代福建的主要传染病,它在福建的传播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鼠疫导致了福建人口锐减,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民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关注这段灾难史,有助于加强对鼠疫等公众传染病的防范意识。     

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引发俄日势力干涉,俄日大肆宣扬中国无力防疫应免除在东北主权,并干涉中国防疫,清政府紧抓防疫主权,并借他国势力以制衡俄日,后自主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此次鼠疫引发的主权危机。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媒介视域中的疫情防控——以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为例

媒介作为记录日常生活、关注突发事件的重要载体,其所刊发的文字以及图像资料成为后人认识、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文本.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鼠疫是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前后持续了6个多月,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众多,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清末报刊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不仅为时人及时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提供了便利,而且反映出疫情防控等重要讯息.人们借助媒体报道,对此次鼠疫传播、防疫卫所设立以及救治等情况有所了解,切实感受到了此次疫情传播的广泛与危害,从而认识到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因此,透过报刊媒体呈现的原始文字,可以从媒体的角度进行解析,从而扩展研究视野,加深对东北乃至中国鼠疫及其疫情防控的研究,为当今以及未来防控疫情提供借鉴.     

建国初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以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为例

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和蔓延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我国政府沉着冷静,从容应对,首先摸清情况、认清形势,其次正确评估、科学论证,最后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了政治动员机制、组织决策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为后来新中国成功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借鉴,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打下了牢固基础。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政府作为研究——基于庚辛鼠疫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比分析

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的流行性肺鼠疫,是近代中国初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面对疫情,清政府采取措施,取得一定成就,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现代化进程。2019年冬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通过分析对比两次重大疫情中政府的有效作为,对防疫工作进行反思,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提出思考和建议,旨在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200年PDO对晋北地区径流量丰枯变化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1799-1999年的汾河、永定河径流量序列以及PDO序列,采用交叉小波分析法,初步分析了PDO与晋北地区径流量丰枯变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PDO对晋北径流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多年尺度上,晋北地区径流量与PDO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相关关系,即在PDO暖相位时,径流量减少;反之,PDO冷相位时,径流量增大,而且在研究时段内这种反相关关系占主导地位。PDO通过影响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的强度和位置,从而对晋北地区径流量产生影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温度也通过蒸发量对径流量产生影响。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 --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

广东城市鼠疫流行最剧的年代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数比福建要大,然而仍然只有10％20％,其他年份人口死亡数很小。在乡村,无论是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区域分布上,鼠疫都呈现出“此起彼伏,循环不绝”的流行特点。特大型工商业城市在鼠疫传播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这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对于鼠疫流行模式和人口死亡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生态变迁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

19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 ,导致 1 9—2 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 ;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 ,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 1 940年代以后 ,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 ,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 ,实行现代防疫措施。     

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

1944—1947年滇西鼠疫之流行,在当时被认为源于缅甸境内,或源于日军的细菌战。但1940年代公共卫生调查的证据并不能支撑这一结论,而1950年代的疫情调查,也没有认同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中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对于一个地区鼠疫疫情的寂灭与复活,相当不解,遂将鼠疫疫情归咎为境外缅甸或日军散布的细菌。当时的调查员,为了使其调查符合这一预设的主题,不惜强解调查资料。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为近年来鼠疫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且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1918年流感的中国疫情初探--以直隶获鹿县为中心

文章以民国报纸和档案为主要资料,分析了直隶获鹿县的1918年流感疫情,给出了具体的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在不同年龄、性别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指出此次流感虽然未在中国形成大面积流行,但由于对发病原因认识不足,医疗手段落后,北洋政府未能采取统一的防疫措施,导致个别地区流感死亡率偏高。作者认为国家的积极作用是控制疾病大流行的关键。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年）曹树基一、引言鼠疫（ｐｌａｇｕｅ）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公元６世纪、１４世纪和１９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     

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尤以陕西省最为严重。本文主要依据当时的报刊资料对此次霍乱在陕西省的发生、流行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进行分析,认为此次陕西省的霍乱疫情蔓延60个县,死亡人数13万以上;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至于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社会各界因社会地位、职责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也就各异。     

从1910-1911年黑龙江鼠疫看早期《大公报》的健康传播

疫病报道一直是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媒体是健康传播的主体之一,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功能影响受众进行健康传播。清末社会正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期,近代报刊在健康传播上呈现出独有的特点。本文的研究就是用议程设置理论对《大公报》1910-1911年鼠疫的报道为研究内容,探究近代《大公报》的健康传播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