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界碑、道契和外滩公园入园规则——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

"公共租界"界碑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各国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重要堡垒。上海"公共租界"是美、英帝国主义依据它们用武力强迫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美租界和英租界的联合侵华据点。在这个租界区域内,有美、英等帝国主义     

二二八事件亲历记

1941年,我考上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沪江大学。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为日军所占领。我不愿在沦陷区继续求学,忍受当亡国奴的耻辱,于是辗转数千里,来到大后方的陪都重庆,进入重庆大学继续学业。1945年8月于重大毕业,适逢抗战胜利,宝岛台湾也随即回归祖国,我与全国同胞一道,欢欣鼓舞,上街游行庆祝。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宁可不奢华，不可不精致

上海淮海西路。原名乔敦路,开辟于1925年,是上海最后一批公共租界的道路,也是旧法租界的一条主道。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以幽美、繁华和富有异国情调而享誉中外。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孤岛”往事——抗战洪流中的教育家陈鹤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随着战火的蔓延,百万难民从闸北、浦东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及南市安全区,在南京路、霞飞路等昔日繁华地区,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容枯槁的妇孺和衣衫褴褛的儿童,蜷曲在路边或沿街乞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关于五卅运动中的“四提案”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上海成为侵略的中心,比较明顯的是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统治。租界本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人在租界内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如“上海纳税外人会议”是租界内的立法机关,决定各种法律章程与税捐,不受任何限制,“工部局”是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中国人的一切自由可以任意侵犯,交通与市政都归共掌握,“会審公廨”是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不但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的特别審判机关,而且是上海租界内的最高法庭,中国人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归其審理,可以任意判处,并无上诉机关。由此可知中国人在租界内失去一切权利,帝国主义则可以任意虐待,但富于革命傅统的中国人民不願忍受这种压迫,屡次起来反抗,而残酷的帝国主义使用各种办法对付,“四提案”就是帝国主义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又威脅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反动措施。     

会审公廨的收回及其历史意义

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清末帝国主义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司法主权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下的直接产物,是英美法等列强国家在上海、汉口及厦门租界中设立的审判机关。本文主要指上海公共租界中的会审公廨。一、有关领事裁判权自1840年以来,大清王朝在一次次的外来战争中相继遭到惨败,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主权逐渐丧失,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主权的沦丧,莫烈于领事裁判权。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上海《民国日报》事件始末

《民国日报》草创于民国初年,是国民党中最有历史的报纸。发起人为中华革命党上海方面领袖人物陈英士,主其事者为民国元老人物邵力子,主笔叶楚伦。馆址在法租界天主堂街。后经两度迁移,至公共租界山东路。１９２０年５月,孙中山在广州建总统府,因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在上海惟一的宣传机关。该报一开始就高揭反袁大旗,介绍革命理论,宣传自由思想。是一份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不仅为封建军阀所忌,内遭当局干涉,甚至连日本人也对此素不相容,不断加以破坏和压制。 以挑起和制造一连串阴谋事件为口实,借以激…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票据史话——民国上海大公司的股票

正上海百乐门大饭店舞厅股票"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做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词句中所说的是曾被誉为"远东第一乐府",具有70余年历史的上海百乐门舞厅。19世纪中叶,以静安寺为核心的沪西一带,还是村落荒芜、人烟稀少的乡村。直至20世纪初,随着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越界筑路扩张和市政建设的推进,洋人、买办和富商纷纷在道路两旁争购土地,私造花园、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何香凝战时香港经历记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富丽堂皇的大饭店,气势不凡的银行、商厦,风格各异的剧院、歌舞厅,租界内一座座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房,以及黄浦江港口内停泊着的一艘艘商船无不散发出现代都市的极大魅力。相对于当时中国普遍的贫穷落后,上海的喧嚣繁华恍若有一种超然于中国土地的异域风味。上海,有着太强的诱惑力。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