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八景琐谈

民国以前,增城县、都(镇)、村都有对八景的评选和研究,有的村八景早在宋朝已载入族谱。增城县八景,订在明朝永乐年间;永乐以后,县、都、村都评选八景。据古籍记载,解放前增城县八景评选了三次。《华峰山寺志》载,清朝康熙壬戌年间,评选了华峰山海门禅寺八景。增城十二都,均曾评选了八景。村八景多见于“名乡望族”,大概是村中文人多,有人中了举人,当上了知县,男丁在一千人以上的村庄,都称为“名乡望族”,     

增城莲花书院小考

正一南香山及莲花书院名考南香山位于增城市永宁街,海拔433.2米,自古名号为南樵山,与东樵罗浮山和南海西樵山合称为粤中"三樵"。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有三樵,曰东樵,曰南樵,曰西樵"。南樵山靠近珠江口,濒临南海。清乾隆年间增城知县管一清远眺南樵山,写下《舟中望南樵山》一诗,其中有:"一曲娥眉横海上,南樵风致胜东樵"的诗句。"一曲娥眉横海上"的娥眉,是古代南香山的正式名字。古时除号为南樵山     

增城现存六部《增城县志》简介

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期间,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已找回明嘉靖十七年l1538)《增城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1638)《增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l1754)《增城县志》、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城县志》及清宣统《增城县志》（民国10年版)。加上新编出版的《增城县志》,目前我市已拥有6部《增城县志》。另外,还有2部未公开出版的油印本。一部是建国十周年版的《增城县志》,另一部是陈冠中主编的《增城县志》（1911-1949）。     

《蒙阴县清志汇编·风俗志》初探

蒙阴县旧志现存五种,一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志,由知县杜洽主修,仅见于有关记载,现未发现,故未搜集到手;二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志,由知县屈逸乘主修,缺卷一;三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志,由知县刘德芳主修;四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志,由知县沈黼清主修,共四册,缺卷三;五是《蒙阴县民国志资料》,由黄星垣、赵家琛编纂,时未刊行。蒙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时数年,对搜集到的三部清代旧志进行整理汇编。     

崔与之:十三次上疏辞宰相

正崔与之(1158—1239年),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南宋名臣。祖籍开封(今属河南),幼年随父移居广东增城。历任浔州司法参军、新城知县,邕州通判、淮东安抚使、秘书监兼太子侍讲、四川路安抚制置使、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府等职。崔与之为官一生,政声甚佳,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辞官,特别是他十三次上疏恳辞宰相,堪称千古一人。一、进士及第,任职四方露头角崔与之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自幼     

增城客家源流与发展

近十多年来,增城客家研究得到增城市（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1996年8月21至23日,由增城县人民政府支持赞助,增城电大与华南师大中文系联合主办,在荔城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客家方言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1995年,新编《增城县志》把增城客家话（含程乡话与长宁话）载入了史册,并出版了客家方言专著《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进入21世纪,深圳大学客家学会把增城客家列为研究课题之一。     

荔城镇考

增城县城历来没有镇名。历史上把县城惯称为“街”,而且在增城分置出去的县,有龙门(明朝弘治九年,即公元1496年。始析增城上沙乡之西林、平康,开源乡之上金牛、三都组县)、从化(明弘治二年,即公元1489年,划出县内西北部分地区,即今从化县的太平场、神岗、江埔、灌村等镇,此地原属番禺地,因南朝宋元嘉年间。移东官郡治于增城时,在增城县内析置绥宁县。     

广西书院钩沉(五)

<正>岭山书院清道光元年(1821),武缘县知县张显相捐廉购买县城西北隅薛、黄、刘三姓地基,与县举人阮修诵、职员李琛园倡建书院。思恩知府汪云任、武缘知县慈士衡董其事。建有头门、二门各3间,讲堂、后堂各3间,凉亭1座,厨房2间,东西学舍共27间,周筑围墙。旧址在今南宁市武鸣中学。道光七年,     

尚简明,彰特点——读《增城市志（1994～2005）》有感

增城在广州诸邑中的地位历来很重要,明嘉靖《增城县志·序》即有＂广州诸邑以地望者,必曰增城,盖岭海之奥区,而山川之汇会也＂之说①。所谓＂山川之汇会＂,当指其境内群山、丘陵、平原、海滩俱全,东江、增江、西福河交汇,俨然是岭南地形缩影。     

荔城良志获殊荣

增城市修志工作已走过20年不寻常的岁月。由于增城市(县1委、市(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加上全体志人的不懈努力,修志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经过8年辛勤笔耕,新编《增城县志》问世了。县志出版后,我办接着编辑《增城年鉴》,至今已连续出版了7期。期间,编写和出版部门志和专业志,不断充实和丰富地方志资料,为群众提供地情资料信息咨询和服务,为发展增城地方文化事业作出贡献,为本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增城建县始于何时？

1988年8月,我参加《增城县志》编修,承担撰写卷一《建置,区划》的任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增城建县始于何时？增城人一般都说,县建于后汉建安6年;我在编写《增城地理》时,也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个说法。但编写县志是重大的事。“建置沿革。所系非轻”,应当把这个史实考究清楚。我翻阅几个版本的增城县旧志,发觉从乾隆时期的县志记载是：“旧志俱言县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     

穗东明珠 南国佳志──喜读新编《增城县志》

穗东明珠　南国佳志──喜读新编《增城县志》傅能华增城地处岭南、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居广州市东郊，素有“穗东明珠”之称。增城县设治较早，自然环境优越，人民勤劳，物产富饶，经济文化发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１９９４年增城撤县建市，...     

一本颇具个性的地方志书——读《增城县志》

新编《增城县志》已于近日出版面世,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我有幸先阅读了全书。总的说来,《增城县志》是一本成熟之作,这既表现在它的内容取舍、合理编排上,更表现在它的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上,还表现在它的准确而流畅的行文上。就志书的“个性”而言,我认为《增城县志》独到而值得称道的,主要应该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现新的研究成果 新编县志首先遇到的问题多为本县的建置时间始于何时,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增城县志》也不例外。对于这些问题,由于史料的欠缺及     

蒋士铨对联趣事

巧对制服新知县蒋士铨少年时代就有才名。有一年,铅山县来了一新任知县。这知县老爷拜访了当地绅士、名流之后,又在县衙设宴请绅士、名流赴宴。新知县也送了一份请贴请士铨的父亲赴宴。可是,蒋公因病卧床不起,蒋母钟氏只好命士拴代父前往。     

因秋瑾之死而自杀的知县

1907年,受小人的告密,清政府急电令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端年带领300清兵包围＂鉴湖女侠＂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接到命令后,山阴知县李钟岳心中着实难过。从个人情感来说,他与秋瑾也有些交情,当初,大通学堂开学典礼,他还到场并发表了讲话,实在不忍巾帼女侠遭此大难。     

李鸿章官场生活秘事

同乡知县贺联李鸿章夫人五十岁寿辰快到了,满朝文武大臣都准备前往祝贺。消息传到合肥知县耳朵里,他也想拍拍马屁,因为李鸿章是合肥人,又是当朝的宠臣。他想,我这么个小小的七品知县能送多少礼?少了等于没送;多了,又送不起。他想来想去没个主意,     

增城的“余痛”和中国的“原痛” 确立了预先保证资本和强者的利益的模式，劳工和弱者的呼声就只能湮灭无闻

《南方周末》2月16日的《增城余痛：“牛仔服之都”开春招工难》,报道了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的某种现实。这里讨论的是“余痛”,其隐含的“原痛”即去年网络上噪动一时的“增城事件”。     

刘业勤和他在揭阳一则轶事

刘业勤,广西桂平县拔贡生。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任揭阳知县(据刘业勤《重建天后宫碑记》则应为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满。乾隆四十年(1775),又回任揭阳知县,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始离揭回京。刘业勤为官清正廉洁。断案曲直分明,时有“包青天”之称。在任期间,他根据揭阳县城群众要求,结合自己实地考察情况,修建桥梁道路,疏通城内大小溪河。同时又主持编纂《揭阳县志》,邀请番禺著名才子凌鱼(进士)和本邑中有才华的文人一起编修,并亲拟《凡例》,撰写《序言》,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月纂定《揭阳县志》8卷。 在长达267年的清王朝统治中,揭阳共经历126任知县,其中有刘业勤(广西桂平     

仁怀县的父子知县

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复置仁怀县,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311年间,仁怀县先后更换了121位知县。其中有两位知县,却是嫡亲的父子,他们就是谈廷桂和谈仁熙。     

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

县级是清代国家机关的基层,其主官知县则是“亲民之官”,他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聚敛者,又是司法的初级审判者,他们在本地区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治安和稳定,按清代规定,知县是正印官,在正印宫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很大,实关系到吏治民生。故对其选用比较严格。然而,知县的选用又是流品最杂,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均有可能破任用为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谓人而为清官,是绝不可能的,但反映出君主对吏治的重视,并且结合严刑峻法以整肃之。在流品分明,等级有序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