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汉的私学与士人

东汉的士人多出于私学,东汉私学的兴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士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保证了朝廷人才的供应,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发展繁荣。私学不仅促进了士人数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士人集团的稳定,另外私学也促进了士人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士人队伍的壮大,又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士人不仅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师资力量、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识影响着私学,而且也为东汉私学的兴盛提供了经济支持。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了东汉时期私学和士人的独特关系。     

东汉时代的私学

东汉时代,兴办学校的风气兴盛。当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的学校中,私学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探讨东汉的私学,对认识当时教育的发展特点有所裨益。本文拟就东汉私学的发展状况作一些考察。     

略论东汉时期的中原教育

东汉时期,我国的统治中心由西汉长安转到河南洛阳,又由于东汉继承了西汉时的文化政策,中原教育飞速发展,不但经之而起出现了庞大正规的官学,同时更出现了普遍广泛的私学。东汉时是我国传统学术由今文经向古文经的转化时期,官学和私学是传授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机构。中原地区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居天下之中,得扶舆秀杰之气,钟灵独厚,而河治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河南通志》卷十三）。一遇合适时机,便成为文化事业繁荣的中心。所以东汉中原的洛阳太学和私学,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事业的代表和传统儒家文化的…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东汉士人隐逸的类型、特征及意义

受各种因素影响,东汉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且隐逸类型多元化,有和光同尘的真隐,有以隐待仕、沽名钓誉的假隐,总体上＂真隐＂数量甚众,体现了当时士林尚道德、重名誉的时代特征。而且东汉的隐士并不一味消极遁世,不少人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关心政治,关注社会民生,从而产生了若干在思想史或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隐士的存在,为东汉增添了社会风俗之美和亮丽之色。     

“捐班大吏”李世杰

所谓＂历史＂,是已过去的朝代所发生的兴衰过程,而这些过程,则是由各色人物来演绎、来书写的。史笔如铁,不仅在书写和演绎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正面人会被记录下来,是谓＂青史留名＂,而＂流芳百世＂;而在演绎和书写历史中的大奸大恶者,史家照书不误,如鲁之庆父,秦之赵高,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桧,明之严嵩,清之吴三桂等,便是＂遗臭万年＂之例。《清史稿》中有传者逾千人,其中旗人（含满、蒙、汉八旗）占去一半,所记汉人不过数百。而让人深感荣幸的是,我贵州有传者十数人,均属＂流芳百世之列＂。有此众多先贤却又不被今人熟知,实为一大憾事。于是,笔者＂愿为试拙笔,小撰先贤谱＂。     

书院起源名与实

书院之名昉于唐代开元年间,书院之实源于春秋私学,经盛唐吸收修书院与官学藏书、讲学两项优长,晚唐产生实体书院。成熟书院特征为学校性质、从事终结性教育和兼容精神。考查现存资料最祥出现时间较早的唐末东佳书堂,认为东佳书堂已经完成了传统私学向书院的过渡。书院起源时间应在晚唐,唐末初具规模,也较为普及。     

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

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吴焯汉明帝水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洛阳乃有佛教;而传搐路线即循汉初开辟的丝绸之路,由洛阳西北经长安、河西四郡,出阳关、玉门而入西域。东汉未年,经由西域来中国的安息和大月支僧人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在洛阳已翻译了若干部佛经,桓帝...     

王符论“蔽贤”

王符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生卒年不可考,但据《后汉书·王符传》称:“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又谓:“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以上诸君皆一时名士,当和、安、顺诸朝,则王符一生活动的盛期约在东汉中期。     

建议保护古代碑刻和编集史料

本年第四期"文物参考资料"刊载谭彼岸"在考古工作中应重视反映古代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碑刻"一文,确实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国在雕版印刷术未昌明以前,金石刻辞是唯一记载大事,传之永久的方法。自东汉末叶开始,社会上建碑风气就大大盛行。立碑的人,自皇帝贵族,至平民和信奉宗教     

浅析南朝主导艺术特征对“文学”理解的偏失

自东汉至南北朝,是中国文学领域骈体文学形成以至昌盛的时期,诗赋以至各体文章,都崇尚骈丽,因而当时绝大多数文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大抵认为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便是骈体文学的语言之美。而此时正值文笔之辨的盛行,萧绎提出的文笔划分的三原则是在魏晋六朝时新兴的＂诗赋欲丽＂说、永明声律论和＂诗缘情而绮靡＂诗歌美学定义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是时代文学审美自觉的结果。本文试着从文笔划分的三原则的提出来看南朝的主导艺术特征的文学与非文学性,把南朝文人当时对文学理解的偏失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来借鉴。     

简论儒学在东汉的发展与传播

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姚江讲会序

“讲会”者,会聚众人讲经论道之谓也。中国的学术讲会活动源远流长,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齐国建立稷下学宫会聚学者开展“不治而议论”的讲学活动,算得上是官方兴办的讲会,但那是讲学,而非讲经。后来东汉章帝诏令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儒会聚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一连数月,最终形成《白虎观奏议》（又叫《白虎通议》）,这可以算是以讲经为目的的学术讲会了。但那也是官办,而非民办的讲会。     

宋代的四大书院

正书院这个名称最早始于唐代官方,指的是朝廷收藏、校勘书籍的地方。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实际起源于私学。宋初著名的书院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宋初统一海内,民生安定,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正需要大批治国人才,但当时朝     

“弟子”与“门生”有何不同

正"弟子"与"门生",在古代,都是指老师的学生,看似一样,实际不尽相同。《后汉书·马融传》记载,东汉大儒马融在扶风授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这么多的学生,当然不可能同时听讲,他"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所以后世常用"绛帐"指代老师或者老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

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陈光崇《旧唐书》卷１８０《李全忠传》云：李全忠,范阳人,广明中,为棣州司马。有芦生于室,一尺三节,心恶之,谓别驾张建曰：＂吾室生芦,无乃怪欤？＂建曰：＂芦,茅类,得泽而滋,公家有茅土之庆,殆天意乎？其生三节,必传节钺者三人。公勉树功...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这也大大限制了受"劝以官禄"制度支配而入学者的人数。本文以为桓帝时太学生和西汉一样,只有三千人。《儒林传序》的"至三万余生"当理解为"前后至三万余生",指东汉初至桓帝时太学生总数。《党锢传》"三万余人"当是后人据《儒林传序》误改的。     

话说“谶语”

谶语是我国化中一种奇特的现象。它起源甚早,大约在二千多年前的秦代已开始传播,至东汉而盛行,晋以后,虽数次遭到禁止,仍未被禁绝,到民国时期犹余波荡漾。     

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 --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晚期崖墓壁画雕刻中的胡人歌舞群像,是早期中西交通史的重要新发现,它可为中国西北及入居西南的湟中月氏胡是印欧人种提供新证;在艺术史上它也再现了上古西部民族＂踏歌＂的真实情景;它与迄今西南发现的西方文物一同表明：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可能不会晚于〈史记〉及两汉书等相关文献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