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

<正>所谓备荒仓储,主要指以积贮防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是传统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备荒仓储集传统时代之大成,其成就远迈前代。按照现下通行的看法,其发展大致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即,官办的常平仓在盛清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中晚期之后日渐倾颓,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社仓和义仓方获得良好发展。事实上,这种看法并未获得充分论证。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没有确切引入国家的视角,以致相关的制度史认知远不够完善。至于这种缺陷的主要反映,就是对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明代仓储制度探究

仓储制度历来就是国家防灾事业的重要一环,明代时期国家的粮食仓储制度,更是备荒、救荒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丰年时期大量存贮谷物等粮食资本,待到饥荒来临时,对于稳定市场粮价、赈济受灾百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文以明代荒政史的研究为基础,总结出该时期仓储制度的不同类型,阐明仓储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历史为蓝本,对于今天新...     

清入关前仓储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很重视本国的仓储建设,而粮食储备又是仓储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本文仅就清入关前粮食的贮存方式、统治者对仓储建设的管理以及仓储对于备荒、救荒的作用做以探析,以求更加明晰地了解仓储制度在清入关前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其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者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者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无论从发展阶段、设置方式、举办形式,还是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存在着不同。     

新中国发展地方科学工作方针的形成与调整CSSCI

从1955年开始,发展地方科学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其发展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形成与调整的过程。1957年,国家初步明确地方科学工作应主要利用现有力量,密切结合地方建设的需要来进行。"大跃进"运动期间,地方科研机构的大量增长为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地方的科学工作脱离了实际需要,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跃进"运动后,"两当"方针被确立为地方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科技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发展地方科学工作方针的形成与调整

从1955年开始,发展地方科学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其发展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形成与调整的过程。1957年,国家初步明确地方科学工作应主要利用现有力量,密切结合地方建设的需要来进行。"大跃进"运动期间,地方科研机构的大量增长为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地方的科学工作脱离了实际需要,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跃进"运动后,"两当"方针被确立为地方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科技事业的发展。     

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在探讨地方、地方传奇、集体记忆、国家认同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学者从地理学视角对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用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等方法,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地方传奇与游客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及地方传奇唤起了游客的集体记忆,增强了爱国情感。而这种爱国情感正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研究尝试把地方传奇(placemyth)作为概念引入记忆地理研究领域,作为对该领域"传奇"(myth)这一概念的拓展,以期对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文化运动与国家建设: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与整顿

政治和文化交叉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前或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文艺改造。而本文研究建国初期(50年代初)的革命文化,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土改和其他的国家建设运动实为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文章通过审视中南区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如何通过群众运动发展文化馆(站)网络,依次组织建立全省的农村业余剧团,并以此作为改造地方文化的手段,以加强对地方的渗透,从而进行国家政权建设。文章同时也指出了民间文艺和民间艺术家与中共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未雨绸缪:张之洞备荒举措及其成效探研

晚清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光绪年间尤为严重。身处如此时代,张之洞对于备荒问题始终极为重视,尤其是执掌一方后,每到一地均针对当地特点采取了有效的应对之策,最要者主要有建仓积谷、以备饥荒,开垦荒地、均减差徭,修堤防洪、兴利除害,禁种罂粟、推广桑棉,改善交通、发展通讯等。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长河,张之洞的备荒举措,既有承自传统的,又有与时俱进的。可以说,既重视前人,又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这种理论结合实践所提出的备荒主张极具价值,其实践效果也颇为明显,值得肯定。但张之洞备荒举措的实施效果也并非尽如人意,追根溯源,既与具体办事人员办事不力、主政官员更迭及政策未能及时跟进紧密相关,又与传统社会中地方百姓对新事物、新方法的抵触行为密切相连。     

试析全景敞视中不同主体的“非遗”视觉差——以汶川羌族羊皮鼓舞为例

流传于汶川地区的羌族羊皮鼓舞是"通灵""展演"与"历史记忆"三位一体的地方文化,在羌族人眼中有法事之舞与表演之舞的区分。但在国家"非遗"语境中,以其具备的"表演"特征,将之列为传统舞蹈类国家"非遗"项目。基于凝视理论的研究视角对之进行解析显示,国家与地方社会在全景敞视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因各自视见的不同形成了视觉差,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主体对文化的定义与文化再生产,也影响着"非遗"传承保护的效果。     

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期青海的强省之策

加快从研究地方发展战略向融入国家战略转变是青海省提高站位、借力使力、加快发展的强省之策。本文立足国家战略的内涵和对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对这一新思路新举措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省深入融入国家战略的切入点和主要路径。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

应该说,仓储制度既有贮粮备荒、人安而致政洽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又是国家财政中“致财足以制国用”的重要经济保障。而常平仓又是清代仓储运行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清代常平仓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灾荒时期的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方面均有牵涉,且关系密切,因而研究清代常平仓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可以窥察仓储的诸多特性,也将会对清代财政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有益补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略谈利用古建筑及附属物研究山西历史上两次大地震的一些问题

一、工作情况地震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自然现象。解放后广大群众和地震科学工作者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等一系列教导,为研究地震的活动规律,特别是地震的预报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下,这项工作更加蓬勃开展起来。为此,对重要地震区当前的地质背景、地震活动等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史论交融的地方政制研究新作——读《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

翁有为著述的<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行政层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经,以组织法规为纬,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对"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创设、演进、组织、权限、运作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探析,并得出了基本的历史结论:一是行政组织法制化是国家行政机构健全和成熟的表现;二是行政组织法制是政治社会化的表征和主要路径,是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赖以正常运作的法制体系,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权威性、合理性、长期性、持久性应以组织法为基础和依据;三是行政区划建制应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的.     

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力和秩序——以民国前期贾汪矿区为中心

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