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秋,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抢掠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率清军进藏,驱逐廓尔喀,收复失地。次年八月,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逼近其国都阳布,廓尔喀“迭行具禀乞降,情词极为恭顺,已明降谕旨,赦其前罪,准其纳表进贡。”(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准廓尔喀乞降撤兵通谕中外上谕》,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三册第76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卢比侵淫康藏及其影响

在西藏货币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外币侵淫的事件。清乾隆以前,廓尔喀人从藏区运回银锭,然后掺以铜锡,铸成银币再返回西藏行使,大量榨取铸币利润,引起藏族人民的不满,导致了1788年、1791年的廓尔喀战争。由于当时清王朝国力强盛,在藏族人民的配合下,迅速击退廓尔喀人的进攻,事件平定以后,清朝决定在西藏自行铸造“乾隆宝藏”并禁止廓尔喀币在西藏流通,从此成功地消除了廓尔喀币在西藏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积极谋图侵略西藏,其经济侵略的手段之一便是用东印度公司发行的卢比逐渐侵淫     

西藏地方政府的两次早期铸币

研究西藏钱币者一般认为,最早的西藏地方自铸银币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的久松西珠。实际上,在久松西珠铸行之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铸过银币。据《西招图考》记载:“如戊申、辛亥之役,缘达赖喇嘛商上旧铸银钱,同廓尔喀所贩银钱一律行使。其达赖喇嘛之钱,成色虽低,藏内久行并无滞碍。乃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三、五十六等年,以其所贩银钱成色较高,意欲以一当两、当一个半行使,因此起衅”。《卫藏通志》、《西藏志》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戊申,1788年;辛亥,1791年,可见西藏最早铸     

《喇嘛说》

《喇嘛说》１７９２年（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在派兵击退入侵后藏的廓尔喀军、大将福康安根据谕旨“酌定凯旋事宜”,随后汇总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后,又特地撰写《喇嘛说》一文,并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勒石立碑于北京雍和宫大殿前院的“御碑亭”内。...     

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     

西藏地方政府的造币厂

1792年(清乾隆五十六年),福康安在击败廓尔喀人入侵后,会同八世达赖方面掌办商上事务的济咙、图克图、嘎伦和班禅方面的扎莎喇嘛等,共同议定并呈乾隆皇帝批准了《钦定章程》,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设造币机构,并由驻藏大臣同达赖委任两名“孜本”(计算官)、两名“孜仲,(僧官)为总负责人。     

阮元其人与他的隶书八言联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今属扬州市）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人值南书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受命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续编》和《秘殿珠林续编》两部大型内府著录。     

爱新觉罗·永瑢

爱新觉罗·永,自号西园主人。本为清高宗弘历之子,出嗣允禧。乾隆二十四年袭贝勒,乾隆三十七年晋质郡王,乾隆五十四年晋质亲王,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卒。永能书,工篆隶兼绘画。亦能诗,著有《九思堂诗集》。《雪桥诗话》称“可与花间、紫琼后先辉映。”其《送张桐谷舍人归里》云：浮瓜沈李梦犹新,人座年时授间频。梁苑雪消宾客尽,回头忍说旧游尘。桐谷,名时风,为西园客。其《题陈桂堂所藏质亲王书灯花诗卷》有句云：“一盏秋灯风味在,河间螂下比何如。”是说永珍有一印章,刻“一盏秋灯夜读书”七字。爱新觉罗·永瑢@高兴璠…     

两枚“鎏金乾隆红钱”既非“鎏金”又非“红钱”——与“鎏金乾隆红钱赏析”一文作者商榷

2008年《新疆钱币》杂志第一期刊登了《鎏金乾隆红钱赏析》一文,作者李柯先生在文中介绍了两枚“宝源局乾隆通宝红钱”,被作者称为“鎏金乾隆红钱”。本人反复研读该文并仔细揣摩这两枚钱币（图1、图2）,结合多年收藏心得,“甚觉蹊跷”,并认为图1、图2既非“红钱”,又非“鎏金”,而是两枚普通的清钱。其理由如下：     

杨一清籍贯考辩

《辞海》1986年版本说：“杨一清……明镇江丹徒人(今属江苏镇江市)”。1988年昆明市参事室陈赓雅先生在《春城晚报》撰揭披此说纯属一误。     

淩廷堪生年考

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廷堪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礼学家。但他的生年问题,自其去世之后,便执说不一,长期未得定论。关于　廷堪的生年,历来有二说：一说认为　廷堪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享年五十五岁,此说以阮元为代表,《清史列传》、钱穆、王文锦、张寿安等承之;另一说认为　廷堪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享年五十三岁,此说以朱锦琮、戴大昌、张其锦为代表,《清史稿》、《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儒学案》等承之。按：此两说皆云　廷堪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六月初二日丑时,不同之处在于其生年是乾隆二十年(1755)还是乾隆二十二年(175…     

评红学研究中的“反程本”倾向

红学研究中的所谓“程本”,指的是乾隆56年辛亥(1791)北京萃书屋排印的、由程伟元高鹗搜集整理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以及次年壬子(1792)的第二次印刷本(程乙本)。在《红楼梦》的版本史上,程本不仅是它的第一个刊本,是乾隆时期传抄本的集大成,也是它的定本和真本。     

海阳县建置辨析

海阳县建于何时,至今尚未有定论。 历代《潮州府志》、《海阳县志》,对海阳县建置之始．多博取前志之说,因“多说并存”,留给后人考证。如清最后一部《潮州府志》乾隆周硕勋志,其《沿革表》则取“周初”、“汉初”、“晋咸和六年”三说并存。清最后一部《海阳县志》光绪卢蔚猷志,其开篇之《沿革》则采：“秦”、“西汉”、“晋初”三说,虽略为论证,却未下定论。     

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

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阎素娥关于鸟铳的来源问题,明代史籍就有不同的说法,有“外来说”,也有“原有说”。在外来说中又分为“倭夷说”和“西番说”。持“倭夷说”的有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等书。该书引明人唐顺之曰：“国初止有神火枪一种,而佛狼机、子母枪、快枪...     

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

明朝王宗载曾于万历六年任提督四夷馆少卿。在此期间,他搜集了不少四夷馆资料并于万历八年完成(四夷馆考》。本文在向达先生研究《四夷馆考》(巴黎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该书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指出该书实际上是四夷馆译字生的学习参考书,它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四夷馆(清四译馆)内部流传,清乾隆时禁毁书目中未见其名或许与此有关。此书主要以李贤等《大明一统志》、郑晓《皇明四夷考》和《皇明北虏考》为基础写成的,同时涉及到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部分内容。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记载的隆庆、万历年间鞑靼、逞罗等历史,以及有关四夷馆活动的内容。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标点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续汉书·郡国志》在河内郡修武县下刘昭注曰：“史记曰：‘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针对“太行道”一词,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却断作“太行道”。（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昭王四十四年）二书标点有异,孰是孰非,值得一辨。 《史记·苏秦列传》中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正义》释此“太行”为“太行山羊肠阪道,北过韩上党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郦生说汉王曰：“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复荣阳,据敖仓之粟,塞成桌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则天下知所归矣”。“蜚狐之口…     

清末迄今中国对拿破仑的了解与研究

最早介绍拿破仑的,大概是魏源。1841年他痛感外患入侵、国政腐败,编著50卷《海国图志》,后增补为100卷,号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法兰西一章中,作者首先概述了拿破仑上台的经过,说是“王好色,内宠擅权扰民,民不能堪,乾隆五十四年,国大乱,寻废王而弑之,立领事官三人,摄政王以拿破仑为首……”;接着称颂     

古郾子国考辨

古郾子国考辨张汝鲤《辞海》上说：“郾,古国名”,亦写作“”或“偃”。“郾城,县名。汉置郾县,隋改郾城县”。历代相传,郾城县是由古郾子国演变而来。明人张自烈撰著的《正字通》说：“郾城,汉颍川县,古郾子国故地,今为开封府许州郾城县”。清顺治十六年和乾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南舆地图说》考论——兼及《伯麟图说》的版本与流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南舆地图说》是描绘清代中期云南历史、地理与民族状况的重要图籍。通过对档案的梳理及与相关文献的内容比对,可证实其为清嘉庆二十四年伯麟主持编绘的《伯麟图说》之重要组成部分。《伯麟图说》的内容包含《夷人图说》和《舆地图说》,二者合一方为完整的《伯麟图说》。《伯麟图说》是清代中期云南舆地图与民族图的集大成者,其《舆地图说》与《夷人图说》两部分各有不同的渊源与发展脉络,并在流传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版本与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