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并非“补行”

1999年11月3日《中山大学校报（七十五周年校庆特刊）》,刊登易汉文所写《中山大学校庆日是如何确定的》一文,在引用《广州日报》1956年11月8日发表的许崇清校长写的《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先生》一文的一段话后写道：“因此,学校就决定11月11日补行成立典礼,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日。”     

读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后记

这是萧克同志1971年冬在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原文写于作者所存1960年人民出版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91─599页眉批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75周年,又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我们特请萧克同志将他这篇文字核校后,在本刊发表,想来定能给读者以教益。     

台湾报刊发表《陈仪致汤恩伯影印亲笔信件原件》辨正

不久前我收到一位同志来信,说他读了台湾报刊多次发表的陈仪致汤恩伯影印亲笔信件原件,又看了我写的《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经过》一文(该文收入《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一书),发现两者不一致,从而产生疑问。他来信说:“陈仪先生请您去上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见“调”的含义——兼与王素同志商榷

王素等同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提出了孙权时期的长沙郡既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又有户调制的实行。我曾于2000年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短文,认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向王素等同志提出了质疑。此后,王素同志又在《历史研究》撰文反驳了我的这一看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正式出版后,提供了对吴简中有关“调”字的涵意进行全面考察的条件,因而我把吴简中有关“调”的竹简按其表述的不同方式区分为六种类型,并分别说明每种类型的“调”都不能作“户调”解释,从而动摇了孙吴有户调制的观点的论据。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关于《穿戴题纲》的几点说明

我写的《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一文,认为故宫所藏《穿戴题纲》封面上原题“廿五年吉日新立”,是乾隆廿五年。本来的想法,认为如果是((劝善金科》的话,就可以直书《劝善金科》而不必写老名称《目连大戏》,既然写《目连大戏》,想必是在《劝善金科》尚未     

胡风案件和“右派”学生

今年是“胡风案件”50周年,也是父亲胡风逝世20周年。关于“胡风案件”中涉及的这一群体的情况,我曾编过一本《我与胡风———增补本》,里面有“胡风分子”或他们的友人们感人的回忆;至于有关我父亲的情况,我母亲曾写过《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详细地回忆了他的一生,并为他说清楚了一些情况。甚至我也写过一本回忆我父亲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只想从鲜为人知的另一角度来谈一下“胡风”一案中的另一部分受害者。他(她)们是主动撞进枪口的,即在“反右”运动中坚持正义为胡风说话的一大批学生,他们因为替“反革…     

必得澄清的一桩重大史实

<正>什么重大史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的横空出世,与"中央领导同志"有没有关系?我参与了《实》文从收看初稿到反复修改到最后发表的全过程,我认为绝对没有关系。可是,有一个中央级的研究单位,还有两个中央级的重要媒体,白纸黑字地写着有关系。一是,1988年5月5日,即《实》文面世将近1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要闻版发表了题为《伟大的转折,辉煌的序曲》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看到贵刊2012年第8期刊登的《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一文,对文中所提的问题,作以下说明:一、我在贵刊2010年第2期上发表过《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一文,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呢?1.鉴于社会不良风气,不断有媒体失真的报道。而胡耀邦是我十分敬仰的老一辈,又是我父     

“90年后”新锐作家吴子尤写给李敖的信

李敖爷爷: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的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五十六年前的今天,你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奔波在逃难去台湾的路上。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李敖回忆录》看到写马占山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     

周恩来与张申府

我收藏有一封1949年张申府写给周恩来的信,信是用铅笔竖写的。信中反映他因写《呼吁和平》一文遭受“诽谤”后极其苦闷与不解的心情。     

我所了解的一段文坛往事

2007年7月8日,《天津日报》的“满庭芳”刊出了孙玉蓉写的《孙犁代吕正操为（王林选集）作序》一文,为读者披露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的《王林选集》,署名吕正操将军的《序》是孙犁先生所作一事,是由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张学新讲述出来的。此事是真,但与我了解的有所出入。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笔追清风心夺造化--《荫西诗选》读后

说实在话,对张荫西老人的文字置喙,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更何况我视为师长的文泸先生有序在前,我当“眼前有景道不得”。这会使《荫西诗选》陷入头重脚轻之中。但荫西老人之子张洪与我友情甚笃,我又曾是老人外孙女的老师,老人在世时视我若家人,耳提面命,我写些纪念性的文字却是义不容辞。孔子曰：“当仁,弟子不让于师”。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外二篇）

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月号上冯兰瑞的《和谐社会与宪政建设》一文,大胆提出“必须与传统的‘斗争哲学’彻底决裂”,可谓直言极谏,口不择言,令人佩服。这引起我也写这篇杂感。虽云“杂感”,恐怕也事关重要。我就下面三个题目谈谈。     

张申府与广州大学无缘

贵刊2006年第三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张申府先生》。编者在介绍张申府生平中说：张于“大革命失败后,相继任广州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而《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一书在《筹办黄埔军校点滴》一文写的是“我到广州已经是2月初了。这时,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     

武汉国民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曾宪林《论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一文(下称曾文),探讨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政权。”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现将我的一点浅见写出来,求教于曾宪林同志。     

道德文章 光照江淮－沉痛悼念施培毅同志

您想知道建国后《安徽日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吗?您想知道安徽是如何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区的吗?……我省著名理论家、新闻界的老领导黎洪,为悼念一代报人施培毅而撰写的《道德文章光照江淮》一文,向您介绍了《安徽日报》几十年的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