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

城乡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客观上表现为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即在发达地区表现为居民聚集区由点状分布趋向面状分布,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由点状分布趋向线状分布。这种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受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制约;然而,聚落选址和布局演变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现代交通取向,现代市场取向、现代工业取向和现代人口取向是聚落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影响聚落选址和布局的基本格局。不同的聚落选址和布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汉代妇女社会政治地位考略——以出土简牍为中心

中国古代社会对妇女的定位一向是"女正位乎内",男主外、女主内是性别的自然分工,更是社会制度使然。妇女不与外事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汉代去古不远,还残留着远古时代的尊母遗风,妇女整体所受束缚较少,在社会家庭中相对自由,在社会中能广泛从事各种职业,经济地位较高,相应地,政治地位也较高。这不仅在历史文献上有所记载,近年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也支持了这种说法。汉代妇女政治地位高首先表现为普通妇女可以充当一家之主,文献中有关"赐女子牛酒"的记载就与此有关。汉文帝初即位"赐民爵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关于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

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是汉代诸侯王墓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墓陵园为"大陵园",且保存完整、布局清晰,平面近正方形的形制反映了汉代帝陵与诸侯王墓的差异;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的后妃陪葬墓区显示出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有助于确认和研究汉代帝王陵墓中的嫔妃陪葬墓;出土的金银器等域外文物应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反映了西汉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长三角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主体文化的一致性。不仅如此,该墓的墓葬布局、陵园门址、车马坑的位置以及漆器的金银平脱工艺等均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     

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

杨鸿年、廖伯源通过对汉代宫省制度的研究,认为汉代宫省中存有一个三层宿卫体系,这一结论是我们理解汉代宫省宿卫制度的基础。由于宫省制度概念的模糊及考古材料的缺乏,二人的研究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存在。结合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汉代宫省中实际存在一个四重宿卫体系,其中省中与禁中不同,而禁中是皇帝起居之处,是四层宿卫体系中最核心所在。     

关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几个问题

小双桥遗址是近年发掘的商代大型遗址,遗迹有宫城、宫殿建筑、大量祭祀坑,出土遗物有金箔、青铜器、原始瓷器、玉器和表面有朱书文字的陶缸等,这些都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聚落遗址。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仲丁都隞基本一致,存在的时间与文献中仲丁自亳迁隞的时间吻合,因此推断该遗址为商代之隞都。     

徐州汉画像石中的建筑图赏析

汉代建筑的图像资料主要来自汉代绘画、雕塑和建筑模型等。汉画像石(砖)、汉代壁画以二维的表现形式,展现汉代建筑的平面空间,陶器建筑模型以三维立体的表现形式,展示建筑的立体空间,二者形象地再现了汉代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建筑群组布局及室内布置等,结合文献记载,可以为复原展示汉代辉煌的建筑文化,提供更为可信的图像资料。     

从考古发现看汉代钖县地望

由于文献记载模糊,关于汉代鍚县的地望问题一直颇有争议。本文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中的线索,将汉代钖县的治所确定在现湖北郧县五峰乡的上庄遗址,并对两汉时期的钖县政区范围及其在魏晋时期的变化进行了推断。     

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

一先秦的城市往古的人们在新石器时期里,经过悠长的岁月,由定居而形成聚落。在聚落中生活自然较为安全,但还要防御外来的侵扰,因而在聚落周围增加了壕沟和城墙的设置,这就显现出城市的刍形。对于这样刍形城市的具体功能,现在所能知晓的实甚胜少,尚须待其再作发展,始能洞晓个中情况。再作发展就能和文献记载相联系,甚至文献中还能有更多的记载,显示出早期城市更多的面貌。近年已经发现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和河南淮阳县大朱庄的平粮台古城,曾引人注意。告成镇于汉时为阳城县地,据战国时人记载,阳城曾作过大禹的都城①。…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

自2003年下半年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共发现10余处汉代庭院遗存,其中第二处庭院坐北朝南,由水井、南大门、西门房、东西厢房、主房、厕所,以及院落西侧的池塘等部分组成,同时还在庭院的东、北、西三面发现有垄作农田遗迹。这是一处保存完整的两汉之际的普通民居遗存。     

汉代桥梁图像的建筑学研究

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非常重要的奠基阶段,截至东汉晚期四大基本桥型均已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不同类型的发展和变化。文中通过对汉代画像砖石及壁画等材料上的桥梁图像进行分析,结合目前已发掘的汉代桥梁遗址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汉代桥梁类型和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     

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

依儒家文献记载,衣左衽者有两类:死者、夷狄之人。两汉时期,"左衽"成为区分中原人民与夷狄之人的标志。然而,根据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原地区的官吏、妇人、奴仆、神仙等都有衣左衽的情况,这说明"左衽"在这一时期不是指具体的服饰特点,而应当是一种文化观念。引起汉代"左衽"的原因有:汉代尊右卑左的文化观念;军职尚左是汉代武士左衽的重要原因;受胡风的影响,汉代社会上层出现了穿胡服的习尚。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考古新进展与新思考

<正>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是目前国内性质明确、保存完整的一处大面积汉代聚落遗址,因黄河洪水泛滥被泥沙掩埋而将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聚落面貌保存下来,自2003年被发现以来,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遗址的性质、成因、聚落形态及农业耕作技术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杨庄遗址的考古与研究成果代表着目前学界对汉代聚落——农业基层社会研究的新认识和新高度。三杨庄遗址的考古一直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自2011年以     

最早记载合浦的文献之我见

##正##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合浦被重新纳入大汉版图,之后设置合浦郡,并开启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此后,关于合浦古郡和合浦港的记载在历代文献屡见不鲜。某不揣浅陋,试释一条关涉合浦的文献如下,以求证于方家。最早记载设置汉代合浦郡的文献是哪一部著作呢?一般认为,记载合浦郡设置的最早文献是《汉书·地理志》:"合浦郡,户万五千三     

"便房"新解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具有"黄肠题凑"的汉代诸侯王、王后墓葬,对其墓葬制度的探讨中,以"便房"的歧见最大,迄今仍然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在论证时,都不同程度引用了<汉书·霍光传>和<续汉书·礼仪志(下)>的相关记载和注释.可见如何合理、正确解读这两处记载和注释,以及尽可能综合其它有关"便房"的文献进行研究,乃是正确考释"便房"的关键.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聚落形态初探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发现了高等级的龙山文化晚期遗迹与遗物,是颍水上游最大的中心聚落。文章通过考察瓦店遗址的聚落布局,认为正是这种布局决定了该遗址的形态与堆积状况,并分析它的性质与功能,进而对颍水上游聚落等级进行探析。     

汉代画像石中的絷马图像解读

<正>汉代画像石中有一类被绊住马腿的马匹画像,迄今可查的约有12幅,例如山东肥城北大留村的画像石(图一)[1]、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画像石(图二)[2]等。张从军称这类图像为"束马"图像[3]。我们认为,这类图像应即文献所说的"絷马",宜称之为絷马图像。本文拟结合相关文献作进一步考察,祈请方家指正。一文献中的相关记载1."絷"字训诂     

“大逆不道”还是“逆不道”——从王杖简册说起

传统观点认为汉代王杖简册中记载的"逆不道"即"大逆不道"罪省称,但是汉代"逆不道"罪应是独立存在的罪名,并不同于"大逆不道"罪。从刑罚适用角度看,汉代"大逆不道"主犯受腰斩刑,同时亲族因连坐被判处死刑,不因身份不同而存在减刑的可能。而王杖简册中的侵犯王杖老人的罪犯以"逆不道"罪论处,主犯被处弃市刑,不连坐亲族。     

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

都江堰先后出土有汉代石像共四尊,从传世文献记载与石刻题汇来看,笔者认为其中一尊为李冰像,三尊为神像.而这些石像的功能应是多方面的,既有纪念和祭祀李冰的性质,又有借助神性以镇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