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编钟起源的探讨

青铜编钟的起源若不梳理清楚,就难以论述明白青铜编钟的发展脉络。基于现有出土物和献记录,讨论了青铜编钟起源的若干问题,指出：青铜编钟可能滥觞于陶铃,其后陶寺铜铃的出现,为青铜编钟的产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而青铜编钟的真正起步是从晚商铜铙开始。对二里头铜铃至晚商铜铙之间存在的缺环,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有人认为南方铙是中原铙南传的结果,本工作则根据中原铙别于南方铙的出土成编等现象,提出了中原铙是借鉴南方铙发展而来的观点。对南方铙和中原铙之间差异、甬钟等的由来、青铜编钟的起源所反映的礼乐意义及其带给今人的启示等问题亦进行了探讨。     

赣闽地区夏商考古研究的重要基点——《角山窑址》读后

正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区域特征鲜明,以赣江流域吴城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不仅展示了区域文化的独特性,亦揭示了南方与中原之间持续的文化互动关系。与赣江邻近的赣东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面貌与社会形态如何,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以往在赣东信江流域发现的夏商遗存数量较少,所见材料多以万年县出土遗存为代表,被称为"万年类型"~([1])或"万年文化"~([2])。学者多认为此类遗存的年代为商时期,社会发展程度模糊不     

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

正目次一青铜礼乐器二青铜容器和炊具三青铜兵器和工具四青铜装饰品五青铜技术与青铜艺术六综合讨论本文所论古代中国西南主要指战国秦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一带,即历史上的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异俗殊风"[1],其创造的绚丽多彩的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因地处边陲,且所在区域又是古代亚洲东南部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和族群迁徙走廊,故对西南夷的考古研究除了应关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同内地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互动     

“最早的中国”新解

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追寻"最早的中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使命。目前学术界对于何为"国"、何为"中国"、何为"最早的中国"等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出发,追溯"最早的中国"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滇青铜文化与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

滇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青铜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在汉赐滇王王印,设置益州郡后,滇青铜文化大量接受汉文化,并最后融于汉文化中。     

夏商西周时期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初步研究——以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北考古发现为例

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北地区在夏商西周时期是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交往的前沿地带,随着两种不同类型文化交往程度的加深,相互影响,产生了融合两种文化的器物,如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本文将以夏商西周时期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在研究区域内的分布和传播为主线,以求对隐藏在这类器物背后的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揣测。     

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云南青铜文化时代,从商末周初以迄西汉,历时约千年。由于边疆地理位置的限制,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较之中原青铜文化,相对滞后。其间,也经历了初创期、繁荣期、鼎盛期,形成了年代早晚渊源有序,区系类型自成一体的体系。其多姿多彩的青铜器类,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既充分展现了其青铜文化的地域性,又折射出其文化来源的多元性。     

中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辨证

长久以来关于中国青铜冶炼技术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有本土起源说和西来说两种观点,本文通过对史前考古遗址出土的情况和研究状况肯定了西来说的观点,但随着新考古青铜器物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问题,本文提出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不止有新疆—甘青地区—中原一条,在青海东部地区还应该有一条路线,即从南亚—西藏—青海东部地区向中原传播。     

吴国青铜容器的合金成分和金相研究

对34件吴国青铜容器样品进行了金相观察和成分分析,发现器物均为铸造成型,材质多为铅锡青铜,含砷的青铜也有一定数量。铅含量普遍偏高和含砷青铜的存在是吴国青铜容器的两大合金特点。这一工作为了解两周时期吴地的青铜铸造业,尤其是容器的合金技术,提供了新的数据。同时也为了解吴地与中原及其它地域在青铜技术方面等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     

谈谈我国青铜铸造技术在楚地的发展与突破

我国在“二里头文化”的后期,已出现了比较进步的青铜礼器和兵器。而商和西周,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期,据邹衡先生的研充,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达到了青铜铸造技艺的高峰。主要表现在合范(组合陶范)铸造的运用自如,具体标志是一些重器如《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殷虚文化第三期的牛、鹿二方鼎各重达350公斤。周康王时的《大盂鼎》也重达153.5公斤。此后,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技术,几乎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没有什么新的重大的突破。楚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中原学习来的。楚学习中原的铸造技术,最初是全部的仿效,从器型、纹饰到铸造方法,均依葫芦划瓢。     

返璞归真 化繁为简：山西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山西作为青铜文化遗存丰富的地区之一,其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造型形式和纹饰装饰中。在吸收借鉴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凸显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到的审美意趣,为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代表,积淀了源远流长的晋文化,在西周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     

公元前一千纪通往辽东山地的青铜物料流动

本文对辽宁本溪等地区出土东周青铜器进行了成分及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在公元前六至前四世纪,本溪梁家M1多钮镜等器物与沈阳郑家洼子M6512出土青铜器均为铅锡青铜及铅锡砷青铜材质,铅同位素比值指示这些青铜物料与春秋早期的辽西山地存在关联。公元前三世纪,刘家哨和上堡出土青铜器均为铅锡青铜,使用的两类铅料分别与燕及三晋青铜器对应。自商周至战国早期,辽西山地一直是金属资源的缓冲地,汇聚中原和大井提供的不同类青铜物料,并在特定时段影响辽东及朝鲜半岛。战国中晚期以后,金属物料的流通枢纽逐渐东移,促进了辽东山地的社会发展,并推动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向东北亚地区扩张。     

胡风东渐——陕西地区隋唐时期铜器赏析

正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广泛地使用青铜来铸造各种工具、兵器、容器等,将人类历史带入了青铜时代。而此时的中国,进入了古史所载的夏王朝时期,以中原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和甘青的齐家文化,分别成为东亚地区青铜文明的两个发展中心,代表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最高成就,而随后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代和以"礼"治天下的西周,更是将青铜器推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最高峰。春秋战国,随着"礼崩乐坏",青铜器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乏精美之器不断问世,向人们展示当时的智慧和辉煌。     

另类青铜

1986年夏天,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各类珍贵文物,包括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象牙珠120颗,海贝4600枚。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的青铜器的出土,包括青铜树、青铜全身像、青铜人面像等,显现出完全不同于代表中原文化的安阳殷商青铜文化的特质。根据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从龙山时代     

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

西周时期的青铜短剑在中原地区约发现40余件,有些标本的年代可早到周初,可以印证文献中有关周人用剑的记载。西周时期已形成几个青铜短剑系统,并存发展。中原地区的短剑,应是受早期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晚商文化短剑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短剑系统,其形制与北方、南方同时期的短剑明显不同,相互影响均较少。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     

冀北地区东周时期北方文化青铜短剑研究

冀北地区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也是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错地带,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尤其是东周时期的青铜短剑遗存最为集中,而且文化因素极其复杂。本文在对该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图揭示这些复杂的文化面貌中所含的各种文化因素。     

中原文明 熠熠生辉 河南博物院“中原古代文明之光”基本陈列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陈列是河南博物院的大型基本陈列,是观众了解中原文明核心区域文化面貌的重要窗口。该陈列以翔实丰富的考古资料与文物展示为依托,以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为纲,以中原古代历史上文明的闪光点为龙头、以世界文明背景为参照,反映了河南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心地域的文明进程与重要成果。"文明曙光——原始社会时期"展厅着重表现了中原地区远古人类和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通过遗址群组合与文物组合的对照,直观、形象地表现了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从农业起源、部落氏族到城邦出现的历史过程。"定鼎中原——夏商时期"展厅重点展示了国家的产生与青铜的辉煌。通过二里头遗址、夏代宫殿、《尚书禹贡·九州图》表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

流行于西周中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因复合剑柄技术而与众不同。它的衍化始终以强化剑柄为线索,最终衍化出身柄连铸的新型短剑,成为秦式短剑的重要源头。除了自卫、征战以外,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还应具有一定的刑罚功能。     

试析夏商西周文化和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

夏商西周文化对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北方青铜文化格局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夏文化与这个地区的北方青铜文化存在间接的联系;商文化向北的扩张与收缩极大地冲击了这个地区原有的文化格局;西周文化对这个地区的文化渗透最终使得这个地区纳入了中原青铜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