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地区两汉时期白陶器初步研究

白陶在辽宁地区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在两汉时期,并且突然出现,迅速消亡。主要从时空分布、型式演变以及相关问题三方面对辽宁地区两汉时期的白陶器进行初步的分析。辽宁地区汉墓中的白陶器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东汉中晚期最为发达,其种类主要有瓮、罐、壶、扁壶及钵五种。瓮的数量为大宗,种类也最为丰富,其密封及摆放也较为讲究。通过与山东地区汉墓材料的对比,推测辽宁地区汉墓中的白陶器最早由山东地区经海路传入辽宁地区,并最终扩散开来。     

湖南地区两汉墓葬初步研究

<正>目次一两汉墓葬形制二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三陶器的分期及年代推断四湖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文化因素五湖南地区两汉墓葬所见文化变迁湖南地区两汉墓葬,发表的墓葬资料近二千座。以往学者多集中探讨湖南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及区域特征等[1],而有关湖南地区东汉时期墓葬则少有学者论及。     

许昌佛耳岗汉墓发掘简报

2019年在许昌佛耳湖镇佛耳岗村共发掘墓葬156座,其中汉墓中三座M15、M146和M156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仍出土陶器17件,铜器2件等,为研究许昌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习俗及不同时段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发掘简报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江汉地区汉代彩绘陶器初步研究

江汉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种类丰富、纹样多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对江汉地区汉代彩绘陶器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其在器物组合、器形、表面处理方式、彩绘纹样、色彩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规律,并对这些彩绘陶器的地域特征、制作、使用、文化因素及其对汉疆域内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     

黑龙江抚远县亮子油库遗址调查简报

2012年5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龙江抚远县亮子油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获得了一批石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石镞、网坠等。陶器均为陶片,根据其器物特征及与周边考古材料对比,可区分出四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即新石器时代遗存、两汉时期遗存、南北朝—隋唐时期遗存、辽金时期遗存。     

胶东地区汉墓概述

本文概述了胶东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汉墓葬的发现、发掘情况。从墓葬形制看,可分为土坑墓、积贝墓、石椁墓、砖室墓和砖椁墓,其中土坑墓发现最多,分布范围也较广,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同时本地区还流行一种形制特殊的积贝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漆器等,以陶器占大多数。从本地区已发掘的墓葬资料看,汉墓的数量占了半数以上,证明了两汉时期本地区的人口兴旺、经济繁荣。     

河南淅川双河镇M3发掘简报

2007年9月~2008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淅川县双河镇墓地进行了文物钻探和发掘,清理了一批年代为秦至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M3年代为西汉晚期,为一座积石积炭墓,出土了陶器、铜器、铅器、铁器和石器等遗物。     

重庆市江北区四马溪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四马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共发掘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6座,出土了一批陶器、铁器、铜器等,丰富了重庆主城区汉墓考古材料,为深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河南郏县黑庙墓地西汉墓发掘简报

黑庙墓地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黑庙村西北部。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两汉墓葬近250座,本次报告其中的53座西汉墓。墓葬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墓、竖井墓道土洞墓、空心砖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等。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等推断,应为一处平民墓地。出土的陶缶演变序列完整,为研究陶缶本身的文化功用提供了新资料,对于研究平顶山地区汉墓的发展序列及西汉社会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房县桃园发掘出一批东周两汉墓

1986年的上半年和1987年的下半年,湖北省博物馆、郧阳地区博物馆、房县文化馆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房县桃园村发掘43座东周、两汉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出土青铜器、玉饰、银器、陶器300余件。这批墓葬分布在桃园村砖厂取土的两面小山坡上,     

浅谈新石器时期陶器绘画艺术

据考古资料发现,陶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陶器的发明与陶瓷制造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定居生活更加稳定,标志着人类从以采集、渔猎活动为基础的迁徙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陶瓷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彩陶,即陶器绘画。这些精美的陶器是新石器时期遗留下的重要的文化遗产,陶器绘画反映了原始居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生活、宗教文明以及图腾文化等。根据其绘画纹饰、地区等因素的不同,对后世研究新石器时期的经济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对我国的绘画艺术史研究、陶器历史研究都有着重大意义。文章主要通过对新石器时期陶器绘画的分布地区、工艺条件、艺术表现、文化内涵寓意以及影响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从而提出对新石器时期陶器绘画艺术的观点认识。     

两汉河南铸钱遗存述要

<正>河南是两汉时期重要的经济区,也是两汉中央政府重点控制的地区。该地区两汉时期铸钱遗存发现数量较多,其中尤以洛阳、南阳等地最为丰富;钱范种类多样,几乎涵盖了两汉发行的所有货币类型,这些丰富的铸钱遗存为探讨河南两汉铸钱业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河南铸钱遗存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希望有助于推动该地区铸钱业的研究。一出土发现河南发现的铸钱遗存主要包括钱范和铸钱遗址。铸钱遗址保留有较多的铸钱业信息,     

河南淅川县双河镇51号墓发掘简报

2007年9月~2008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淅川县双河镇两汉墓地进行了文物钻探和发掘,共清理墓葬72座,其中M51为一座甲字形土坑竖穴砖室墓,出土陶器、铜镜、五铢铜钱及铁剑等随葬器物103件,其中铜镜为纪年铭文镜,年代为东汉晚期。     

输入与模仿——关于《萧县汉墓》报道的江东类型陶瓷器及相关问题

地处南北之间中间地带的今安徽萧县地区在两汉时期的文化发展走向如何?2008年出版的《萧县汉墓》报告可以说提供了一些新线索。本文对这批汉墓中出土的属于"输入"的江东类型陶瓷器进行了整理,并就普通泥质陶器和低温铅釉陶产品中出现的"模仿"江东类型钙釉器的某些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地在统一汉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某种地域特色,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汉代江东类型陶瓷器在北方地区的流传和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黑龙江省五常市白旗遗址发掘简报

五常白旗遗址于2007年被发现,2008年正式发掘,总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圆角长方形房址1座,居住面出土完整及可复原陶器15件,可辨器形有柱状粗柄豆、双耳壶、罐、碗、甑、单耳杯等。地层中还出土有石锄、纺轮、器盖等。从陶器反映出的特点上看,此次发掘的文化遗存属泡子沿上层文化,年代相当于两汉时期。     

宁夏固原杨家庄汉墓发掘简报

2009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固原杨家庄清理了12座汉墓,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墓葬时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中晚期。本次发掘为研究固原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浙江安吉五福第八号墩汉墓

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吉工业园区建设所涉及的9座土墩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第八号墩为一座墓坑为方形的墓葬,编号D8M1。墓葬共出土41件随葬品,种类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漆器等。年代在新莽至东汉初。D8M1一椁双棺的葬俗,为研究两汉时期的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洛阳西郊汉墓陶器文字补释

1957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洛阳西郊金谷国和七里河村一带,清理发掘了二百余座两汉时期的墓葬。这批汉墓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书写、刻划或模印的文字①,为研究汉代的食品、葬制和陶器制造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资料。黄土斌、陈直、张勋燎等先生曾对其中的大部分陶文作了考释②,他们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是,目前对这些陶文的解释,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仅就其中未释或释之不妥的若干陶文,试作补释,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