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引言:问题的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 ,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2 0世纪2 0—3 0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

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洪煜自战国到近代,在历时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小农经济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形态,它对我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曾超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中坚力量,是构成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核心单位。同...     

《中国史研究》杂志介绍

<正>本期由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开发与国家治理、专题研究三个专栏组成。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专栏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提出并准备长期坚持的固定栏目,旨在组织和引领学界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本期刊发的3篇论文,分别从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考察。《文本与政治变迁》以战国晚期至东汉前期重要的思想文化著作为切入点,探讨了文本的形成与秦汉专     

战国秦汉时期制铁耐火材料的矿物组织与含量分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的发端与形成期,制铁耐火材料为发达的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提供了结构、化学、热性能上的技术保障,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制铁耐火材料的研究较少,影响了对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全面认识。本研究对战国秦汉时期出土的制铁耐火材料开展了文献、田野考察和矿相分析,科学认知其微观结构,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制铁耐火材料以黏土质材料为主,使用了砂质材料,但尚未出现砂泥混合质材料。同时,炉壁、铸铁范、鼓风管之间的矿物显微组织和含量差异较大,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工匠已能根据性能需求的不同制作不同的耐火材料用于不同的制铁生产环节。     

“战国秦汉变局中的制度与文化”研讨会综述

<正>2023年4月21—22日，由重庆师范大学主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战国秦汉变局中的制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十余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学者参与研讨。与会专家围绕战国秦汉时期政治制度、运行机制、国家边疆治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交流，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现简述如下。一、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

本文对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提出商榷。指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论定战国秦汉以后属封建社会,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的村落结构

战国秦汉之村落由早期村落演化而来,但无论是村落空间结构、社会结构还是信仰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早期村落所失去的重心得以重构,被剥夺的功能不断补充。战国秦汉村落既是“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的居住共同体,又是“守望相助,百姓亲睦”的生活共同体,还是“四邻并结”“倾盖社场”的信仰共同体。与之同时,村落也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王朝组织体系中。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基本被乡里组织覆盖,成为乡里体系的地理空间载体,村落的自然属性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因而,战国秦汉村落无法构成欧洲中世纪式的村落自治共同体,其实质是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地缘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的复合体。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因构成,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重庆漆器的发展概况

一、漆器概览(一)中国漆器概览中国漆器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的部落时期就开始了对漆的认识和研究,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研习和制造漆器的国家。从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出土的漆器文物中可以看出,此阶段已是我国漆器工艺由成熟发展到繁荣昌盛的重要时期。秦代之漆器工艺在战国和汉代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此后漆器发展至汉代,在制作风格一致的总趋势下,在     

陕西千阳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在陕西省千阳县冯家堡村发现的两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一处始建于战国晚期的秦的离宫别馆遗址,沿用至西汉中期。遗址出土了大量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瓦当、板瓦、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建筑提供了新资料。该遗址位于古汧水道,应是位于关陇交通要道的一处兼具驿站或军事功能的建筑。该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秦汉离宫别馆的布局与功用又有了新的认识。     

巴蜀地域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漆器手工业十分发达 ,本文着眼于该地区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 ,结舍历史文献资料 ,考察了漆器的生产地、形制、品类、制作工等方面的特点 ,并对出土器物铭文进行了考证 ,强调了巴蜀漆工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

本文对“中国”一词含义的发展、变化及中国疆域形成的途径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对“中国”一词的含义,历史上有过5次大的变动,即周以前、西周至战国、秦汉至唐、宋元明时期、清代到民国。到第五个阶段,“中国”一词始具有了现代中国的含义。中国疆域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复杂内容,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     

“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在香港举行

<正>2016年12月12—13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和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史学科BK事业团共同主办的"简牍与战国秦汉历史: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在中国香港举行,海内外近40位学者围绕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文献展开讨论,共举行了1场主题演讲和9场专题报告,发表论文34篇。新资料方面。刘国胜介绍了湖北安岗楚简的整理情况,并讨论了楚地丧葬文书的     

陕西蒲城永丰战国秦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为配合蒲城县文物局对永丰镇发现古墓群的有效保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并对发现的4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家族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M2为大型竖穴木椁墓,墓主身份尊贵,时代为战国晚期;M3、M4、M5为中小型竖穴墓道土洞墓,时代为秦代或汉初。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考古以及丧葬礼俗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1],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战国、秦汉之际的陶器生产在我国陶     

南阳秦汉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其历史诠释——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个案进行的考察

南阳丰泰墓地的时间跨度由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其文化内涵在器物形态、组合特征、墓葬结构等方面都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战国晚期,南阳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韩、楚、秦的文化势力也因此相继出现,共存发展,至战国末期形成了融三者于一体的新型仿铜陶礼器组合,并在秦汉时期迅速发展,成为主流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以双耳罐为代表的楚系地方文明不绝如缕,顽强生存。两者共同构成了秦汉文明的基础。这种新型仿铜陶礼器文明自身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楚系地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印证了秦汉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力的强弱变化,以及秦汉社会盛衰的历程。西汉晚期以后开始流行的模型明器,则昭示着新的丧葬观念、丧葬礼仪的诞生。     

三魏漆饮食器类型探微

中国是世界漆工艺的发祥地。据文献记载,漆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历史传说的尧舜时期。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制造和使用漆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约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比文献记载要早得多。到战国秦汉时期,出土漆器的地区、种类、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进入中国古代漆器工艺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墓葬中漆器出土数量减少。     

馆藏玺印选释

<正>玺印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们生活习俗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是古代人社会生活中代表权利的凭信和工具。玺印艺术盛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源远流长,至今仍在蓬勃发展。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玺印具有数量大、精品多、时代系列全的特点,在全国博物馆玺印收藏中名列前茅。玺印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武关·武候·武关候:论战国秦汉武关位置与武关道走向

作为战国秦汉时期联系秦楚地方的交通要道,武关道在交通格局中有重要的地位。楚怀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以及商鞅、张仪、周亚夫等都曾经以武关道为舞台,进行了重要的历史表演。武关位置的确定,对于认识武关道走向至关重要。陕西丹凤武关镇曾经出土有"武"字戳印的板瓦和"武候"文字瓦当,有助于推进战国秦汉武关与武关道的研究。地湾出土简文"武关候",可以证实"武候"即负责武关管理守卫的职能设置,从而成为推进交通史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     

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俞伟超先生学术贡献评述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巨擘,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战国秦汉考古学框架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充实、丰富和发展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用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早期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过程、古代意识形态等诸多学术领     

“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中日译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语中表述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一词,后来在中国将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此说在中国近代社会及学术界形成主流认识。然而,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有所关注的问题。冯天瑜教授《“封建”考论》一书的出版,再次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两年来,关于封建译名以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讨论,不断见诸报端,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本刊认为,这场讨论,从“封建”译名引申到学术概念的界定,更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不仅关系到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问题,更关系着我们对中国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判断,关系重大,意义深远。所以,本刊决定以笔谈的形式参与这场讨论,并欢迎学界同仁热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