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佛教在贵州

贵州之有天台宗佛教自民国始。天曦和尚属天台宗灵峰法系,为近代名天台宗大师谛闲的法弟子,他在贵州盘县丹霞山、贵阳大觉精舍大开天台道场,培养了昌明、果明、超伊等大批弟子。由于教宗天台而行归净土的天台灵峰一系在贵州的传播,对净土信仰在贵州的流行亦造成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之而使近代贵州佛教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全国同步,亦造成“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局。     

信仰的功利化与佛教的入世化——佳木斯佛教信仰状况研究

佳木斯地区有大小佛教寺院十座,出家僧尼一百三十余单,皈依居士数以万计。佛教信徒的信仰目的各不相同,大多数信众的信仰具有某种功利性和实用性。各寺院宗教活动普遍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贡献社会。佛教事业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是佳木斯市佛教协会的宗旨,也是佳木斯地区佛教界的发展方向。     

房山石经疑伪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考论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为杂糅佛教翻译佛典并汲取中外思想观念撰造而成的疑伪佛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颇为流行。本文通过围绕房山石经本进行文本对勘,针对刻经题记展开历史调查,挖掘该经的流传及刊镌细节。展现了佛教净土信仰与礼忏思想在中土的碰撞与交汇,及中古时期北方僧俗信徒对于疑伪经的容受态度,体现了中土伪撰佛典在佛教义理及文献方面的价值,为考察幽州乃至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的世俗化与中国化进程提供丰富及可靠的资料。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摩崖石刻中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

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造像是唐代净土造像的一种。净土是佛教宣扬的一种理想投生境界,在那里有天宫楼阁,有各种美妙音乐相伴,佳果成林,粮食自然成熟,所有的生命均从莲花中化生,其主宰是阿弥陀佛,佛教宣称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除灭一切罪恶,并转生到西方净土中去。这种信仰的普及,使口称阿弥陀佛几乎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行为。净土信仰在我国出现很早,据文献记载,     

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中反映的净土信仰

在经历了汉字楷体化、纸张的普遍行用、雕刻技术成熟等前提条件之后,雕版印刷最终产生于隋代,经唐五代的发展,到宋元时期全面繁荣,明清时期达到历史巅峰.而雕版印刷品又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其中对净土的信仰尤为流行,且历时长久,自五代大量刊刻的阿弥陀、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地藏菩萨等版画开始,至宋代雕刻《竺兰陁心文经》等经文,直至明清大规模雕刻《陀罗尼》等经文,在相关的发愿文字中都出现了倾向于净土信仰趋势.由此可见在中国民间,从晚唐五代直至明清,这种净土信仰的热情在雕版印刷术中是一路传承的.     

民间宗教的互异与包容——以莆田地区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为例

妈祖信仰是产自福建莆田地区带有地方巫觋特色的民间信仰,始于南宋,至今已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宗法性宗教信仰的体现。佛教自汉朝始传入中国,经过将近两千多年的磨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信仰体系,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产生了广泛而深邃的影响,成为最具有宗教性质的思想形态。由于佛教教义补偿了人性中对超世境况的某种渴望,于是成就了它作为异质文化的魅力。多民族的华夏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融合性,原始宗教性质的民间信仰也能在这样的文明背景下与异质宗教文化相互交融,不断改造自身教义神格,使之适应民众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莆田地区妈祖信仰和佛教信仰的调查分析,从冰山一角窥探中华文明相互包容的和谐共生性。     

莫高窟早期净士思想表现——以北凉三窟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北凉三窟为中心,从佛教义学及禅法等方面,结合北凉涅槃思想演伸出的法身观和净土观,及北凉佛教所偏重的弥勒系信仰,并以此三窟之莲花化生、莲池世界等背景造像,来探讨敦煌早期净土思想之表现,希望能掌握隋唐以前敦煌净土思想之源流与发展脉络,以作为将来进一步研究之基础。     

日本古代小说的佛学烙印与文化成因

日本古代小说大都具有浓郁的佛学色彩,净土、无常、果报是最典型的三个侧面。净土思想是日本佛教的主流且具有明显的现世特征：平安物语的净土信仰成为救赎宫廷贵族脱离苦难的精神支柱;中世战记物语的净土信仰多与死亡紧密相连,成为对战乱中人们渴求来世幸福的终极关怀。无常是日本小说尤其是中世物语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常既是对人间永无常住的感性叹息,也是对盛者必衰社会法则的理论解释,更成为武家社会切身感受的“生死观”。因果报应思想贯穿日本小说史的始终,它与宿世、轮回、转生等观念互为表里,成为孕育日本怪异小说流行的土壤之一,并表现出与儒家劝惩观念相结合的世俗化趋势。     

山西定襄县七岩山“惠应圣母”信仰的源流与演变

本文运用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等相关方法,分析了北魏时期七岩山开始成为佛教圣地的原因,探究了唐代会昌毁佛时期七岩山佛教沉寂一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北宋敕赐"惠应圣母"封号和地方女神(摩笄夫人)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的转变。从而梳理该地区"惠应圣母"信仰的历史源流与演变,揭示其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由单一祈雨功能走向祈嗣等多元功能。进而说明这一地方信仰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与强大的生命力。     

西藏民间信仰节日

运用这个词以前,我考虑了好久,思来想去,总觉得用“民间信仰”来概括西藏一部分节日的内容更为妥贴。其一,西藏的民间信仰不同于本教、佛教。本教、佛教曾受到西藏统治者的青睐、扶持,并被纳入到上层建筑中去,民间信仰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礼遇:其二,民间信仰与原始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相当部民间信仰缘于原始宗教。但是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不同社会的洗礼和改造,因此民间信仰比原始宗教更为精细、文化内涵 更加深广;其三,民间信仰没有本教、佛教那样严格的教理、教规和信仰体系,而是比较松散的自由信仰,但它仍具有宗教的性质。说了半天,还是让我带你去看看西藏民间信仰节日吧!     

法照《鹿儿赞文》考

在敦煌文献里,有佚名的S.1441v、善惠的S.1973两个抄本,内容是关于佛教九色鹿故事的。将它们与其它相关文献仔细比较,可以清楚地见出:从文本关系来说,其源流是吴支谦译《佛说九色鹿经》+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法照《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鹿儿赞文》→S.1441v、S.1973。从主题上来说,虽然法照的仪赞本和敦煌抄本都属于大乘净土宗,但是,这三个文本除了在观音信仰上一致外,仪赞本突出的是发菩提心,S.1441v突出的是忍辱,S.1973突出的是报恩背恩的佛教伦理。赞文诸本内部之间各异其趣。     

从文化学与宗教学角度看净土信仰与念佛法门

佛教发源于印度,但发展于中国,大教东来,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寄生于陌生的文化环境,自身面临着本土文化挑战,于是,便有了“立宗判教”——这实际是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的行为。终于,原版的印度佛教“不服水土”而每况愈下甚至消声匿迹。与此相对应,将传统的佛教和佛教的传统扫地出门的掸、净二宗,却进入干家万户,普及到广大的基层阶级。其中,又尤以净土信仰覆盖面最宽,冲击力最强,持续时间最久。何为“净土”？净土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秽上”的一种理想境界。佛教从其基本的理念“苦”出发,给现实世界予以否定,佛经…     

宋代闽南民间信仰——清水祖师崇拜

清水祖师又名蓬莱祖师、普庵祖师等,俗称祖师公,原是宋代的一名憎人,死后成为闽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俗神。而对于清水祖师是佛教神灵还是道教神灵,或者纯粹是民间俗神,从古至今所见不同,未有定论。本文认为,清水祖师信仰既非佛教也非道教,它是由佛教与道教融合而形成的民间信仰。     

近30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关于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其中既有史料匮乏的原因,更与理论指导的缺位有关。近30年来文史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涉及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西王母信仰、伏羲女娲信仰、巫信仰、神仙信仰、民间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等问题。以往的研究固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亦存在不足。今后要加强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尤其要深化对地域性神灵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也要合理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在深度分析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     

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它发生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对于官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的行为,可视之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     

宾头卢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宾头卢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利用敦煌书,结合传世献,对宾头卢信仰的源流传播及在敦煌的流传情况作了系统论述。     

炳灵寺文殊题材与文殊信仰初探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重要信仰之一。炳灵寺石窟各历史时期的洞窟中,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石窟中文殊题材更是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清晰的脉络完整地折射出了文殊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继而又从中国到印度的长期演绎、发展、传播的历史过程。     

“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我们可以从知识史的角度,讨论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和道教如何使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发生变化。佛教带来的异域新知识和道教复活的本土旧资源,使中古知识世界不能仅仅在传统内变,也开始了在传统外变。佛教和道教在外在世界、内在心灵、幽冥世界、社会人伦各方面,都扩充和挑战了原来简明而单纯的儒家知识世界。然而,知识世界的变化会引发思想世界的冲突,这一冲突引起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并在中唐以后,终于导致了儒家思想界的回应和反击,给中国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转型。     

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这一过程涉及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形成,涉及龙从兽形到人形、祈雨形式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及其信仰的普及,宋代统治者出于集权目的的封赐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三个节点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涉及四海龙王对传统四海神的取代,这一时期龙王地位的上升、佛教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