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的方法论与性命思想

子思《中庸》一书,其中心在于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但子思言"中庸",并非把它单单作为一种方法加以推演。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①但孔子对此义并未作进一步的申论。子思论中庸,发挥了孔子中庸思想的这一方面,阐发了中庸作为方法的德性内涵及其人性论根据。子思的思想,把中庸与成德、成性统一起来,既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孔子中庸思想的根本精神,亦突出了儒家成德之学的基本特征,在先秦儒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一、中和《中庸》首章提出"中和"这一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     

憨山德清的三教融合论

憨山德清从融合儒佛道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说来解释儒家的学问之道，以佛教本体论和八识说来发明老庄道学之旨，又以儒家伦理思想去解释佛教教义与戒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三教互释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同源于一心，故“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三圣三教之间“所同心，所异迹”，从根本上说，“孔老即佛之化身”，万流朝宗，百川一味。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宋代理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

宋代理学家较之历代儒家更强调义利之辨 ,其原因多种多样。本文认为 :理学家把义利之辨、人欲横流视为孔孟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和宋代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力图以明辨义利 ,重振道德来挽回儒学失落的地位和解除王朝的危机 ;同时 ,理学家无法从理论源头排斥佛道 ,只能以公利义利之辨评判佛道之非 ,并力图把儒家的“义”理论化 ,使之成为可以取代佛道的入世型信仰体系等 ,是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义利之辨的主要原因。     

试论儒家语境下"水火之喻"的本义消解

子产的政治观念与执政实践都趋向猛政,“水火之喻”原本是对其猛政主张的说明,“宽猛相济”自非是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然而在传统儒家的宽政语境下,学者对子产猛政的历史存在要么漠然视之,要么权变调停,要么根本否定其真实性,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因而也不断被消解。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动因是,子产在春秋政治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而隆崇地位,儒家试图将子产思想作为资源纳入其宽政思想体系,其结果是史实屈从于观念。     

昏礼起源考辨

壢昏礼起源考辨黄浩《礼记·昏义》中曾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又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作为儒家经典的《仪礼·士昏礼》和...     

王家大院的鱼莲文化装饰与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我国传统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的礼制化,是由远古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发展而来的。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儒家的男根生殖崇拜。《礼记》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弥。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儒、道"耻辱观"之比较

耻辱观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当人们在社会上的贫富强弱尊卑的差别出现以后,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施辱,就使弱势群体感到羞耻。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对待耻辱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即有不同的耻辱观。儒、道两家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的社会人生观也截然不同。今就儒、道两家的耻辱观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同仁和方家。一儒家学派的耻辱观礼、义、廉、耻皆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郭店儒家简中的“圣”与“圣人”的观念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的简书包括儒道二家的著述。其中儒家简经整理者编次,分别命名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或称《求己》或称《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以及《语丛》一至四[1]。据学者研究,这批儒家著述主要是孔门后学的作品,属于子思、孟子一系[2]。在这批儒家简书中,“圣”字凡62见,或单称“圣”,或称“圣人”,或“圣智”连称,或“圣道”连称,可见“圣”与“圣人”是早期儒家的重要观念。今试分疏如下,切望方家指教。…     

释合

“合”是一个常用字、常用词。根据它的原始字形的“象二物相合形”的特点,它所表示的词义主要有：一,合拢、合并、聚合之义;二,包合、圆围之义;三,相重、复合之义;四,掩盖、覆盖之义;五,盛受、容受之义;六,相对待之义;七,和谐、和睦、和柔之义;八,窒碍、跌倒之义。我们把以“合”为谐声的喉牙音字所表示的词的意义分别归入上述八个义类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合”为中心的同源词系统。这是汉语许多同源词系统中的一个。需要指出的是：一,以“合”为谐声的舌音字所表示的词的意义与上述八个义类不太一致;二,东汉以后的以“合”为谐声的喉牙音字所表示的词的意义与上述八个义类亦不太一致。其中的原因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考述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在“礼”的方面,可分为传承礼“义”、传承礼“仪”礼“容”。其传承方式是或着于竹帛,或直接传习“礼”的礼典和动作。在传承“乐”的方面,表现为《乐》的成书及亡佚。经过战国至汉初儒家的传承,宗周礼乐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但已不再是周代旧“礼”下礼的“义”、“仪”、“容”浑然一体以及礼乐水乳交融的状况。     

解读当前儒学研究新动向

现代新儒家 (包括海外新儒家 )“内圣开出新外王”和“返本开新”观点的兴起与流行 ,使得宋明儒学的“性理学”道统在近现代得到了理论的延续和信仰的张扬。然而 ,现代新儒家“原理主义”、“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鲜明特征 ,又使其“务虚”而非“务实”的思想在实践的检验中不得不面临无视国计民生的理论困境。正是为了克服现代新儒家在寻求经济高度发展和亟需规矩准绳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足和弊端 ,当今学界出现了一股走出“现代新儒家”囿于心性之偏颇、旨在弘扬“荀学”外王路线、进而迈向务实理性的理论思潮。这股理论思潮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精神”的提炼或有裨益。     

《礼记·昏义》之“合体同尊卑”解──辨夫妇关系有两种古礼说

《礼记·昏义》之“合体同尊卑”解──辨夫妇关系有两种古礼说梁伟弦关于儒家经典所述之古代夫妻关系，有这样一种观点：＂夫妻之间的关系，古礼有两种说法。一是《礼记·昏义》说：＇妇至，揖妇而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单以亲之也。＇一是《礼记·丧服四制...     

论苏辙《老子注》对儒、道的融合

苏辙《老子注》对《老子》的诠释,并未严格遵守《老子》文本,而是进行了重大改造,其目的是"六经注我",创造三教合一的新思想体系。苏辙融合儒、道的表现在:调和了儒、道关于仁义礼乐的争执;将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贵阴柔思想融于一体;借《老子》探讨儒家的性命之学;融合儒、道的圣人理论。     

王筠《毛诗重言》述评

清儒王筠的《毛诗重言》是第一部系统专门整理与分析《诗经》重言的专著。该书体现的语言学思想主要有：第一,突破字形限制,采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重言与联绵词关系的再认识;第二,对“或体”“分别文”“累增字”等的看法。《毛诗重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对《毛诗》的重言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有借鉴意义;第二,突破文字的局限,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第三,下篇“单字即同重言者”有开创之功;第四,对《毛传》、《说文》中有疑议之处有所阐发。其局限在于：第一,拘泥于《说文》;第二,词义分析与重言分类有所不足。     

中庸视野下的《诗经》解读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时时闪烁着中庸思想的智慧光芒,诸如追求中正,崇尚中和,讽刺偏颇,讲究变通等等,这些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对我们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更是大有裨益,因此站在中庸视野下解读《诗经》显得十分必要.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皇侃《论语义疏》加入了很多玄学和佛道思想。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论语义疏》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主体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玄学和佛道思想被主动引进,而又没有改变儒家体系,这是儒家主体成熟和自信的表现。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玄学佛道的鲜明特性。《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既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又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论语义疏》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春秋》、《史记》比较论──兼谈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前期的两种形态

《春秋》和《史记》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部经典著作。关于两者的关系,自古至今,人们论述颇多。不过,在封建时代,由于《春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具有特殊的地位,故历代学者的探讨多集中于《史记》是否合《春秋》之义的问题,并由此发生激烈的争论。如班彪、班固父子认为,《史记》“论议浅而不笃”,“是非颇谬于圣人”,没能“依《五经》之法盲,同圣人之是非”。①宋人黄震更尖锐地说：“《春秋》,百王之大法尽在是。今迁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弃,而迁文足以诏世,遂使里巷不经之说,间亦得为万世不刊之信史。”②而晋人袁宏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