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史前时期墓上标志初探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的地表通常会发现一些人为摆放或竖立的石块、放置的陶器、垒筑的土丘以及营建的围墓沟等遗物或遗迹,用以标志墓葬位置或表达祭祀礼仪等信息,可称其为墓葬的地上标志。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完成埋葬后设立的地表标志,包括墓口竖立的石块、木桩和垒筑的坟丘;第二类是后续在墓葬地表进行祭祀活动的遗留物,这些遗留物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标志的作用,这类标志主要是墓口放置的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呈现出由单一立石标志向多种标志并存发展的趋势,个别标志还形成了特定的分布区域。甘青地区史前墓葬流行设置墓上标志,除为了识别墓葬位置便于完成墓地规划外,应与该区域盛行二次扰乱葬有着密切关系。     

“本刊专稿——汉代土墩墓”编后记

正土墩墓是我国南方地区一种特殊的墓葬类型。这类墓葬在上世纪50年代即有发现,70年代后随着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土墩墓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土墩墓主要分布于苏南、皖南、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一带,利用丘陵地带的山岗或平原上的高地在地面上安葬死者,墓葬有坟丘而无墓穴,每个墩内有一墓或多墓,随葬品多为陶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部分墓有青铜器,墓葬时代相当于商到战国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宋墓随葬成组碗、碟研究

长江下游地区一些宋墓中存在随葬成组碗、碟的习俗。它们的位置较为固定,有集中于墓室或棺内一端与位于墓内前部旁侧两种陈设方式,其数量或许受地区因素影响。这种习俗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在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官员、士人及有力之家的墓葬中。因墓内随葬的成组碗、碟多位于墓主头部附近,且部分器内盛装食物,它们可能与供奉饮食的行为有关。部分碗、碟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日用器意味。但此种器物及相关葬俗在南宋后的墓葬中较少出现,或许是墓内空间限制及供奉多种类、多数量食物的观念弱化所致。     

安徽马鞍山寺门口东吴墓发掘简报

马鞍山寺门口东吴墓,墓葬形制为“十字形”多室墓,反映了与长江中游东吴墓葬形制上的承接关系,该墓葬未经扰乱,出土的一些陶瓷器和精美的铜镜,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东吴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茗山前汉晋墓葬发掘简报

茗山前共计发掘的4座墓(M1～4),M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为凸字形单砖室券顶墓,M3、4为长方形单砖室券顶墓,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晚期的盗扰及破坏,其中M3、4未发现任何随葬器物。尽管这几座墓葬均未见明确的纪年材料,但由于M1、2出土的9件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时代特征明显,作者通过参照长江下游地区两汉、吴、西晋墓葬分期研究的成果,并通过器物类型的比较,得出了上述四座墓葬的基本年代判断,笔者认为是基本可靠的,为同时期的墓葬研究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东山村遗址经两次发掘,发现了10多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和一处包括房址和墓地的崧泽文化聚落,其中首次揭露9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与小墓的分区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后,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这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西金代壁画墓初步研究

<正>山西地区是发现金代墓葬较多的地区之一。其墓葬大致可分为圆形土坑墓、砖雕墓、壁画墓等几类。其中圆形土坑墓发现最少,仅见于晋北地区。砖雕墓发现的数量较多,形式各异,以往专家们己对该类型的墓葬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壁画墓也发现很多,是全国发现该类墓葬最多的省份,墓葬主要集中在汾河两岸,越往晋南越密集。壁画墓具有鲜明的特点,但以往的研究甚少。本文拟就山西地区现已发表的金代壁画墓作一初步研究,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并希望通过对此类墓葬的研究,使大家更为全面地了解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河北阳原西汉墓葬的两个问题

河北阳原地区发现、发掘的西汉墓葬中,北关及三汾沟墓地发现的西汉墓葬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西汉时期这一地区墓葬的风格和特点。这两处西汉墓地发现的墓道上的建筑遗存及墓穴内的木构设施,与墓葬等级及墓主身份地位等较为相符,体现出与墓葬修建、墓主下葬、墓葬祭祀及墓葬保护等有关的诸多内容,反映出阳原地区西汉墓葬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除沿用本地区墓葬的特征外,还存在对其他地区丧葬文化的吸收、借鉴、模仿和改造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汉代丧葬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对汉代墓葬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

朱然家族墓是马鞍山地区发现的又一座东吴时期重要墓葬,也是该地区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封门墙内侧设置石门的墓葬。墓中出土一批珍贵的青瓷模型明器和实用器,特别是一件青瓷羊,造型优美,体态丰腴,工艺精湛,被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称为"羊王"。通过对马鞍山地区已经发掘的几座东吴时期大型墓葬的分析,并结合《三国志.吴书》等史料推断,此墓的墓主可能是朱然之子朱绩。它的发现和发掘,对研究朱然家世和该地区东吴时期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江苏淮安王庄村汉墓群的发现与研究——兼谈淮安地区汉代土墩墓

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御马墩)是一处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的墓地,共发现墓葬97座,墓葬排列有序,呈向心结构排列,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是淮安市博物馆近年来发现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时代跨度长,出土物最丰富的一个墓地。墓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汉代土墩墓研究的资料。淮安地区密集分布着大量的汉代土墩墓,墓葬极具地域特征,作为汉代土墩墓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必将会把汉代土墩墓的研究引向深入。     

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发掘简报

1999年5月,洛阳市春都路西段北侧发现西晋墓葬一座。墓葬保存完好,随葬器物未被盗扰,不少器物上的彩绘鲜艳如初,是历年来洛阳地区发掘晋墓中较为少见的。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

目次一墓葬形制分析二随葬器物类型学研究三墓葬分期与变迁分析四墓葬区域特征分析五结语四川地区(包括今重庆市)西汉时期的墓葬,以土坑墓为主。该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的西汉时期墓葬虽然数量相对较多,但大部分材料较零散,且多数墓葬中的器物保存较差,资料不够完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迄今未有专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进行研究,仅有个别文章有所涉及,始终无法深入。何志国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木椁墓进行了初步分析后,做了大     

良渚文化的地域间关系

前言 渚文化是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一文化中有一些坟丘墓,墓中随葬有许多精致的玉器。并且在坟丘墓的周围形成遗址群,其中心建筑有巨大的基坛。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墓葬建在平地且不陪葬玉器。这样,从墓葬随葬品的总数和组成,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应该已经有了阶级。本文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将重点探讨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     

安徽马鞍山地区吴墓的文化因素辨析

马鞍山地区所发现吴墓墓葬规模大、等级高,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全面分析该地区吴墓基础上,并从墓葬形制和随葬青瓷器两个方面将其与古武昌地区和建业地区的吴墓材料进行对比后,可以总结出马鞍山地区吴墓所体现的文化面貌,即汉代文化因素、古武昌文化因素、建业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相互交织。马鞍山地区的吴墓墓葬形制既有对汉代制度的坚持又有对古武昌地区新兴丧葬文化的引入,随葬青瓷则体现了其同时受到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影响。     

商州市北周、隋代墓葬清理简报

商州市北周、隋代墓葬清理简报●商洛地区文管会王昌富１９９３年８月５日,商州市商洛行署基建工地发现古墓葬。地区文管会闻讯即派员前往进行保护和清理,共清理墓葬６座。其中３座唐墓,均为小型单室砖墓,现仅将其余３座墓的情况简报于下。一墓葬情况Ｍ１墓葬结构此墓...     

试谈河南安阳置度村M8的时代、性质与青瓷伎乐俑的价值

安阳置度村隋墓M8是近年来安阳地区的隋代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因未发现墓志,所以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对其时代、墓主身份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M8的时代、墓主人身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隋代前期晚段即开皇十五年至仁寿年间,墓主人应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地主富商。该墓出土的隋代伎乐俑,在人物造型上和雕塑手法上体现了隋代俑的艺术特色,在乐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式上与隋代《七部乐》中《安国伎》较接近,对于研究隋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的价值。     

河南灵宝市晓坞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试掘

200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并试掘了河南灵宝市晓坞遗址,清理出两座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人二次葬。其中M1内残存79具个体,M2残存17具个体。三门峡地区很少发现仰韶文化的二次葬墓,晓坞遗址墓葬是该地区首次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的二次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

引言四川地区过去发现的唐宋墓葬为数不少,但已整理发表的资料并不多,特别是见诸报道的唐墓更少,仅有大邑①、青神②、彭县③、成都④的几座墓葬,且因各种原因资料均不详细。因而,对其分期断代非常困难,往往不能分出唐、五代时期墓葬,甚至草率地将其归人了宋墓之中,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后墓被认为是四川地区墓葬考古的一个空白。近年来,随着国家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先后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发现了大批的唐宋砖室墓,虽然这些墓葬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扰乱,但其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