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野本期导读

正竞争宴飨是有别于人口压力的一种重要农业起源理论,特别适于解释世界一些资源富庶地区的动植物驯化,如长江中下游。该理论最初由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其主要论点为:驯化应最早发生在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拥有丰富r-选择资源如草类、贝类和鱼类的地区。驯化应发生在复杂的狩猎采集群中,表现为人口密度大、半定居、社会经济不平等。这类社会应有宴飨和祭祀活动的证据,最早驯化的食物应是适     

石器时代的研究与进展:狩猎采集群的技术转变

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过渡与农业起源密切相关,因此探索这一阶段人类技术、适应和文化演变是史前考古的战略性课题之一。自丹麦经济学家博塞罗普提出人口增长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因素后,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中,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论不同的见解,将资源压力看作是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技术演变和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他引入生态学中的K-和r-选择资源的概念,将更新世末开始的各种技术发明乃至动植物驯化与广泛利用r-选择资源的生存方式联系起来。海登认为,旧大陆中石器时代和美洲古代期出现的大量新技术和新工具以及许多专门工具的出现与当时人类普遍转向开拓广谱资源有关,而这种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主要是用来在资源压力和波动的情况下增强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广谱资源数量大、难以开采和处理加工方式多样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技术和工具多样化和特殊化的发展趋势。而动植物驯化的起源也应当被看作是人类诸多应付资源波动策略和技术中的一种,而不单单取决于人口的密度。他还从"最省力"原则来论述一些工具如磨光石器发明和使用的原因,认为磨光石器制作代价很高,因此这类工具在使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不会受青睐,只有当砍树和加工鱼类等劳作非常频繁或数量巨大,人类为了减少工具破损的替换率,才采纳制作代价较高的磨光石器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磨制石器所付出的代价,可以从砍树或加工鱼类等特殊资源的效率提高上得到充分的补偿。然而,资源压力显然相对人口而言,否则就不成其为压力。这里只是在分析问题时着重看待人口因素还是资源因素,其实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变量。这篇文章对于技术演变和农业起源这些考古学中十分关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文化累进的传统观点,从人类适应和经济发展来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和变化。     

生态位构建视野下的农业探源

长期以来,驯化物种被视为判断农业起源的标志,但是越来越多考古学与民族学案例表明,一些不具有驯化物种的社会也会通过主动改造环境和干预物种生命周期建立起农业生态。因此,农业起源研究除了关注驯化物种以外,还应当将更广阔的以人类行为为特征的生态背景结合进来,人类生态位构建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     

动物驯化及其饲养管理的起源:人类和生物圈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始终是国际动物考古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的作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吉恩-丹尼斯·瓦因(Jean-Denis Vigne)博士是国际知名的动物考古学家。他在这篇文章中,以时间早晚为序列,在全球范围内梳理了新石器时代动物驯化的发展脉络,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早期动物驯化的主要趋势,提出新石器时代化、尤其是动植物的驯化栽培,是人类及生物圈发展历史轨迹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与此同时,鉴于最早发现的驯化动物几乎均来自于近东地区,作者还特别强调了近东地区在研究动物驯化起源这一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另外,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还专门强调了人类精神性以及象征性想法在动物驯化领域的重要性,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反观国内的相关研究,或许由于我国的考古学乃植根于历史学而非人类学这一特定原因,我们更多的只是试图从地层堆积、出土背景等考古学的角度以及骨骼形态、测量数据等动物考古学的视角来追溯家养动物的起源,而鲜有以人类学为切入点进行阐述的尝试。然而,无论是动物驯化或是植物栽培,既然是人类行为就离不开人类意识的支配和控制。因此,吉恩-丹尼斯·瓦因博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尤其是研究思路,也就非常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思考...     

狩猎采集者的原初农业实践——一个跨文化的观察

在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说,包括人口压力、气候、社会复杂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认为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人类对动植物的利用强度增大,进而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在验证这些假说时,许多学者选择使用民族志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在选择民族志材料的过程中,多数有所侧重,经常选择那些支持他们观点的材料,而无视与自己理论有冲突的材料。正是基于这些不足,劳伦斯·基利试图将民族志材料加以统计学的分析,来全面验证农业起源的各种假说是否正确。他的分析所选择的材料主要是中美洲和近东民族志中大量狩猎采集者例子,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统计学的渐进回归法。该方法是要研究能解释特定因变量的特定自变量的最佳组合。通过计算不同自变量及其组合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作者发现纬度、降雨量和人口压力能较多解释人类对植物性食物的依赖。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低纬度、干旱地区以及具有较高的人口压力会更倾向于依赖植物性食物。这些在解释单独变量时具有重要作用的自变量,同样在解释组合变量时具有重要作用。过去认为的社会需求对农业的出现会有重要作用,研究却表明,它无论是作为单独解释变量还是作为组合解释变量,都与原初农业实践无关,所以作者认为,社会需求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这个变量本身仅能导致社会经济的复杂化,而不是原初农业。人口压力只是一个次要条件,但也是重要的,只有在纬度、降雨量和生态这些相对限制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与原初农业实践有相关性。开启原初农业的人口压力远远低于导致社会复杂化的人口压力,全新世初期,环境还未发生大的变化时,人口压力已经达到了产生原初农业的下限。作者对美洲的大盆地地区具体案例的研究表明,社会复杂化或社会需求与狩猎采集者中最初的栽培没有什么联系。被栽培的物种通常是首要的或第二位的主食,而不是某种美味佳肴;用来栽培的野生作物通常很少直接与公众宴享或大型社会集会有关;低纬度或中纬度地区降雨多变且稀少,存在着中等到较高的人口压力,这样高风险的环境促进了原初农业的产生。当然,这些变量中单独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每个只有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才能解释最初的农业栽培。综观这项研究,作者使用的最核心的方法是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这一概念是十九世纪由英国遗传学家高尔顿首先提出的,并在其1889年出版的《自然遗传》一书中对该思想进行了总结。相关分析虽然在描述变量间相互关联程度方面效果非常好,但在具体研究中也要了解其适用范围,需要加以注意。相关系数只表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它不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使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当大,我们也不能据此推断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因和果之间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虚假相关的误导,它指的是变量之间实质上没有内在联系,只是存在着表象的联系。但该文在研究时,对上面提到的有关问题并没有作具体说明,而是仅根据纬度降低、降雨量减少、人口压力增加等因素与对植物利用强度的增加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便得出结论,认为是前者导致了农业的产生。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我们认为仅进行相关分析是不够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是内在的联系还是表象的联系,通过相关分析也是难以确知的。这项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民族考古学的假设前提是以今证古,但近代还存在的原始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否真的与外界隔绝,保持其原始面貌?其制度和生产生活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民族志所记载的原始民族情况是否与一万余年前农业起源时的情况相同?基利在研究中使用的原始数据是否可靠准确,也是个问题。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我们在使用民族志材料证明早期人类行为时,一定要谨慎。但总的说来,基利在这篇文中,利用民族志材料,使用统计学方法,对已有的各种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进行全面验证,并对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些都为我们在农业起源研究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古DNA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保留在古代生物遗骸中的遗传物质DNA是一种重要的遗传学资源,古DNA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成功运用已成为一个新兴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中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分子考古学,即指利用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对出土的古代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的分析和研究。分子考古学在解决人类的起源与迁徙、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及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重大考古学问题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时古DNA分析技术及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进行了综合论述,特别是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新进展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以期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

农业起源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课题,在其近百年的学术史中,考古学与生命科学成为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本文回顾了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成果。考古学一方面发展多种技术以获取新的实物材料,提供驯化物种与年代学证据,另一方面从社会内部与外部多个角度寻找动力机制,探究农业发生的宏观规律。生命科学中的进化理论、遗传学、生态学等分支也有着深远影响,它们提示了人地关系的改变对农业起源的关键意义。     

考古学的中国力度:张忠培先生的社会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是张忠培考古学思想的理论起点。张忠培先生探讨了史前时期的埋葬制度及其反映的社会,成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经典范例。他以多样的视角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从考古学求证了中国从村落到王国的道路。他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课题的基本概念、判断标准、演进模式、发展道路等问题。     

日本民族起源新考

本文通过对考古学、人类学、环境考古学证据及对史书记载的考证的初步研究,探讨日本民族起源问题。     

早期驯化与农业：为了更好的认识，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做什么？

本文旨在阐明动物考古学(以及植物考古学)面对的一系列概念、策略、技术上的挑战,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12000年间动植物驯化和农业发展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原因。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立足于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以个案研究(部分研究尚未发表)和关于欧亚大陆(特别是东亚、西南亚和塞浦路斯)动物驯化与饲养的大量参考文献为基础。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本文倡导一种在人类系统结构框架内的综合系统方法,这一人类系统即将社会及其环境(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加以组合的元系统。为了应对这一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需对生物、进化和生态要素以及包括技术、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人类社会的人类学动态给予同等关注。为了推进这一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动态研究方向,以期探索我们在驯化初期和新石器时代化研究方面的诸多缺环,包括起因和古代社会运用的丰富策略。本文对能运用于上述研究项目的多种前沿技术予以特别关注,尤其是定量数据处理和数据库建设、生物考古遗存的碳十四测年、传统形态测量和几何形态测量、古遗传学和古基因组学以及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序列分析。总体而言,本文致力于为发展这一极具潜力的新兴跨学科研究做出贡献。     

岛屿东南亚考古学史及当今争论热点

岛屿东南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尤其是从不同时间范围和地理路线来探讨古人类起源、迁徙和交流等问题时备受关注。然而该区域考古学研究的困难之一是考古材料非常零散,不便对比研究。本文尝试对岛屿东南亚考古学研究进行一个广泛而深入的梳理,回顾了区域考古学研究从诞生期到过渡期再到发展期的发展历程,为全球视野下展望岛屿东南亚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针对目前学界存在的多种"农业起源"理论,笔者在对它们作了逐一分析后,总结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下,笔者系统分析了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自然环境变迁及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情况,从而勾勒了一个北方地区农业起源的大体过程。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

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苏秉琦创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以两论为代表的苏秉琦学术思想,是指导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考古学派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没有出现新的能够超越它的理论或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     

东南亚民族的稻谷起源神话与稻谷崇拜习俗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稻米产区,东南亚民族保存了非常悠久、丰富的稻谷起源神话和稻作文化习俗。虽然东南亚的许多民族先后接受了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是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稻作农业的传统经济里,稻作文化仍然是他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生态学需要考古学家,考古学需要生态学家

<正>考古学是一门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历史、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变迁的学科,而生态学则关注影响人类或其他生物个体和种群外部因素的学科。考古学与生态学是在20世纪中叶才被考古学研究视为一种常规方法,其先声就是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和马克尼什分别在伊拉克和墨西哥进行的农业起源多学科研究。根据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越是原始的文化受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因此了解古代人群的生存、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就必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环境考古和生态物(ecofact)的收集和分析在我     

筚路蓝缕 开拓创新——李仰松先生访谈录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马恩著作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出版《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和民族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李先生在繁忙的教学当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深入云南佤族山区开展民族考古学调查,以后又率领研究生到达云南怒江独龙族、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和苗族地区再度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李先生结合民族学材料,对我国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谷物酿酒、生产工具以及岩画、彩陶等原始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此外,他还采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我国原始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军事民主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重大课题,都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前不久,《南方文物》编辑部特约记者梦古,在北大畅春园李先生窗明几净的家中就李先生的治学经验、以及李先生对今后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等若干话题进行了采访。采访当中,李先生那谦和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以及对民族考古学的真知灼见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最早驯化的是奢侈食品吗？东南亚民族考古学的视角

有重要理由认为,最初驯化的动植物主要是用于宴飨的奢侈食品。以东南亚的部落为个案研究,本文证明,驯化动物和最重要的驯化植物构成了财富形式,专门用于宴飨。另外有许多研究表明,宴飨产生的权力提高和增加了奢侈食品以及主食的产量。这些动力最终导致了野生物种的驯化并使奢侈食品变成了主食。     

再论苏秉琦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

苏秉琦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学说之一。此前有学者就三历程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内涵等方面的疏漏之处进行了极具反思性的批驳。然而,从苏秉琦考古学实践本身来看,三历程理论最初实际是作为考古学中实践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被提出。从内涵来看,古文化古城古国并非严格意义上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既有先后、又有包含,其本质是连接考古学遗存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三历程理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共同作为方法论,与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裂变、撞击、熔合三模式等一起,构成了苏秉琦全部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当前已被解构为更多更细致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思路仍有可供当前学者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