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是我重生的亲人

我感谢给我最后陈述的机会,给我最后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机会.我积极地参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非正义的战争,公开蹂躏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杀害了挺身为祖国而战斗的中国的被俘人员和伤员,并虐杀了许多和平居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我仍不痛改前非,阴谋将日本军保存在山西,待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再度侵略中国.因此与阎锡山勾结起来,继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杀光、烧光、抢光的滔天罪行.当我反省自己的罪行的时候,我从内心仟侮我的战争罪行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数不尽的痛苦和灾难,我的确是犯下了没法辩解的罪行.同时,我也深深地憎恨使我犯下了这样恶毒的侵略战争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     

绝不再参加侵略战争

我从1943年11月25日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为止,担任伪山西省壶关县政府顾问.我采用了以壶关县人来打壶关县人的方法,操纵伪县保安队进行奴役和残杀中国人民.1945年2月13日,我曾命令伪县长周吉彰等人和伪县保安队300人,攻击壶关县土河村,用柴火将逃避在窑洞中的该村和平居民赵腾云等15人熏杀了,并且在附近射杀了吴怀义、吴乐义二人,又用刺刀刺杀了妇女赵叶则.不仅如此,还同样用火烟熏杀的残酷办法,在刘寨村杀害了王海水等3人,还把他们的尸体投入火中.在三王头村里,用火烟熏20余名和平居民之后,拿刺刀去刺昏迷后的人们.在宋堡村,还把熏了以后昏迷不醒的人抓来,浇些凉水使他苏醒,然后把他们用刺刀刺杀了.三王头村被杀害的20人中,还有5名是不懂事的儿童.还以军刀砍脑袋、刺刀刺、活埋、挖眼睛、割耳朵、割生殖器等等极端残忍的方法,夺去了禾登村、南阳护村、北阳护村、宋堡村、秦庄村、大山南村、修善村、马驹村、坛上村、坛坡村、集店村、鸟集头村、辛村等地的和平居民百余人的宝贵生命.被我夺去的这些人的父母、兄弟的悲叹和对我的憎恨是不难想象的.我真惭愧得很,我衷心向诸位谢罪.     

我残酷地刑讯了赵一曼

我于1935年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自愿侵华,从事警察特务活动达10余年之久.我曾指挥警察队镇压中国人民,在哈尔滨市阿城县、山西省大同市和应县等地,逮捕监禁中国人民达1000余人以上,对这些人加以极其残忍的拷问.不但如此,又残杀抗日战士、俘虏及和平居民达750余人,烧毁6个村庄,掠夺应县的牲畜达1200余头以及大量物资.还在山西应县、绥远省包头市、萨拉齐县、固阳县等地强制种植鸦片达60余万亩,进行毒化中国人民的活动.参与组织青年30余万人的“灭共青年队”,在应县又亲自组织8000名青年,进行反共宣传,施以军事训练,驱使他们站岗及搜集情报.除计划实施“以华制华”的阴谋外,还对妇女进行了强奸等,的确犯下了极其恶劣的罪行.这些罪行中,有刑讯残杀赵一曼、王景堂为首的抗日烈士.     

我象魔鬼一样烧死了他

由于我直接犯的罪行和我命令部下所犯的罪行,使许多被害的中国人陷入在无限痛苦之中.我对被害者的家属们,对过去遭到我部下的直接迫害还活着的人们,对全中国的人民,我利用公判的最后的机会,在神圣的中国领土上,在对中国人民所犯的不可计量的罪行面前,要跪下来叩头,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于1937年12月,在中国踏上侵略的第一步以后,直到1950年12月9日被逮捕时为止的13年的漫长时间里,我所犯的罪行不只是在起诉书上所写的内容,起诉书上所提的不过是我所犯的数不清的罪行中的主要的一部分而已.从在旧中国的南京下关的杀人罪行起,在作为吴江、安庆的“宣抚班”,在特务机关当陆军军官,在山西的河津、闻喜、安邑、夏县、绛县、霍县、灵石、赵诚等地进行了罪恶活动,而且在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太岳、太行山脉的沁源、阳城、陵川等县进行“三光政策”达3个月,对和平村庄的人们进行杀害、拷打、掠夺、强奸、凌辱等等罪行,犯罪的范围是太大、太广、太深.我先后残杀中国人民达300余名之多.     

我的忏悔书

过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和以自己的主权来治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和当然的权力.尽管如此,而我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份,毫无理由地拿着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国领土,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的身份,制定省施政大纲,使伪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体制,扩大和加强保安队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投降后,我又掀起“残留运动”,有3000名日本人参加了阎锡山军队,组成一支反革命武装部队,将来日本军国主义再发动侵华战争,好作为它的前进基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国法律来推行反革命战争.我是一名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宣传战争是一种破坏人类的罪行.我领导伪省政府宣传处并发行日文《新闻周报》和以讲演来鼓吹、宣传侵略战争,驱使中国和日本的人民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侵华日军在察绥晋北地区的经济掠夺（一）

《倭寇在伪蒙经济侵略概况》由察蒙特署编印,共分7章,从金融、工商、资源、财政、税捐、交通及纵毒敛财诸方面揭露了日本对我国察绥、晋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原件系我馆研究人员在整理“2188”零散档案时发现,为油印件,无编印时间,初步考证为1941年。本件史料对研究日本侵华罪行及战时察绥经济等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发表改现题目。     

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及其影响

1919年。在外蒙古撤消自治已具备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徐树铮抓住有利契机,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运用正确的策略方针。把握和推动时局,迅速和平地完成了撤治使命,使外蒙古最终于1919年11月17日正式呈请政府“情愿撤消自治”。徐树铮在撤治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蒙古回归,不仅在外交上打击了一切侵略、分裂势力,政治上实现了民国以来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与统一,而且撤治本身对外蒙古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化的恢复和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军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研究

1941年12月25日发生于香港赤柱半岛的“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报复英军的顽强抵抗而蓄意制造的惨案,也是香港战役中日军针对英军俘虏制造的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事件。日军无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基本权利,违反相关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准则,在圣士提反战时医院犯下杀害战俘和医务人员、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虐...     

是我夺去了这个16岁少年的生命

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侵犯了中国神圣的领土,并且实施了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准则的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和平农村时,以射死、刺死、烧死、斩杀、散布细菌、推下悬崖等手段,残杀和平居民;还把俘虏作为刺枪术的活靶,令新兵突刺,进行残杀;又烧毁村庄,使无数中国人民失去家园,彷徨于途;不但如此,我又抢夺农村所有财物,不留余粮,使中国人民陷入不得不吃树芽、草叶或饿死的悲惨境遇.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企图复活日本帝国主义,与阎锡山勾结,参加了崞县攻防战、晋中作战、东山攻防战,犯下了干涉中国内政、妨害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破坏和平与社会发展的侵略和反革命的双重罪行.     

伪河北省公署对河北沦陷区的统治述评

伪河北省公署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河北境内扶植的“省级”傀儡政权。是日军在河北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的产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到11月,河北全境沦陷,日军为达到侵吞中国的目的,在其铁蹄所到之处,搜罗中华民族的败类,成立傀儡政权,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战略。1937年12月14日,日军在北平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4个省公署。1938年1月17日,在日本侵略军一手策划下,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下设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含平、津),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兼任伪河北省公署省长。1940年8月由4道划分为8道。1943年11月15日,伪河北省公署改称“河北省政府”。伪河北省公署,秉承日本侵略军的意志行事,是日军在河北(含平、津)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震惊国人大血案侦破记

●河南省、陕西省、江苏省、安徽省等４省的２１个县市区,恶魔滥杀无辜,祸害百姓 ●在被杀害的７６名受害人中,其中１４岁以下的儿童２２人,３１名妇女中有２２人被强奸或奸尸,一时间,人心惶惶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编发了陕西分社提供的一条《陕西关中地区连发入室杀人大案,引起群众严重恐慌》的消息,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和公安部长贾春旺的重视 ●河南、陕西等省警方联手破案,他们历尽艰辛,终于破获了──     

赵尚志将军殉国地

1942年1月,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经过密谋策划,先后派特务刘德山、张锡蔚进山里:打入赵尚志小队,提供假情报,骗取赵尚志的信任。2月12日凌晨,赵尚志中刘德山奸计,带领小队去袭击梧桐河金矿局的伪警察分驻所。队伍行进到距警察分驻所2公里的吕家菜园子附近时,特务刘德山突然从背后开枪,赵尚志腰部中弹仆倒在地。当刘德山又要向战士王永孝开枪时,赵尚志忍痛连射两枪将刘德山击毙。队员姜文新、王永孝把赵尚志抬到吕家菜园子的小窝棚里。随即被另一名特务张锡蔚领来的警察队包围。战斗中,赵尚志命令姜立新携带秘密文件突围,     

南京大屠杀──一场使30余万生灵罹难的空前浩劫

１９３７年 １２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日军在侵入南京的最初６个星期中;屠杀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３０多万人,大肆抢劫、纵火、破坏、奸淫妇女。屠杀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屠杀的命令来自军司令部、来自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来自“皇叔”朝香宫鸠彦,来自东京。屠杀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制造积尸成山、血流成河的恐怖气氛,吓倒中国政府和人民,迫使其屈服、投降。 侵华日军的罪行,不仅大量…     

南京审处日本战犯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枪毙过两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总算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因我当时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工作,知道详情,特作如下记述。日本投降后的次年（19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联合组成了“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小组”,先出公文和《调查表》到各省、县,望各地受难同胞及其因日本侵略罪行造成全家灭绝的邻居,将日本战犯的各种侵略罪行填报上来。截至该年四月底止,已收到《调查表）30638件。1946年5月,将调查小组改组为“行政院处理战犯委员会”。到1947年委员会结束时,共收到《调查表》44万多份…     

伪满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北女性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为束缚、禁锢中国妇女的思想,便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王道教化”,以消除她们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成立伪妇女组织,对中国妇女进行严密的控制,强迫她们为日伪军义务服务.逼迫中国妇女为娼,使中国妇女惨遭残害和蹂躏.但广大的中国妇女并未因此而消沉,他们或拿起刀枪奔赴战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或愤然挥毫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奉天二战美军战俘营纪事

纵横2004年第4期二战期间,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残杀了难以计数的犹太人。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同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亚洲也曾犯下了同类罪行。他们在东亚各地建立一批战俘集中营,关押、残害了数万名被侵略各国的人员。其中,囚禁时间最长、施暴最凶残,涉及国家和民族最多的,要属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今沈阳)战俘营(日本称为“奉天俘虏收容所”)。在这块沾满血腥的地区里,日本当局在其宣布无条件投降时(1945年8月15日),为掩盖罪行,突击数日,焚毁了一切资料、档案。同时,在幸存的战俘被接回各自国家以后,“人去…     

抗日战争时期各国人民的援华活动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博得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各国进步舆论即纷纷谴责日本侵略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更相继开展援华运动。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关联。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无比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了。     

日寇进犯南京与“制令线”的突破

正1937年,侵华日寇无视国际公法,灭绝人类理性,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面对谴责,日本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但数十年来,日本不断歪曲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时就曾狡辩说,进攻南京并非事前计划,而是战事发展"迫不得已"的"意外"。尤其是日本方面还用参谋本部下达的所谓"制令线"的命令,来标榜日方高层在进犯南京的问题上是克制的。但大量资料证明,日寇进犯南京以及制造大屠杀是有计划、     

昙花一现的冀东伪政权

1931年之后,在中国土地上陆续出现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汪伪政府等几个伪政权.在这几个伪政权中,以殷汝耕建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势力最小,仅维持了一年半就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一出历史闹剧.     

刊首导读

五十五年前,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打败侵略者的首次胜利。这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永远值得庆祝的盛事。 为此,本刊特选编了一组反映日本侵华史实的档案与图片史料,以揭露其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察绥晋北地区的经济掠夺》系我馆研究人员从馆藏“２１８８”零散档案中整理发现的,原件名《倭寇在伪蒙侵略概况》,系抗战时期由察蒙特署编印的一份揭露日本对我国察绥、晋北地区侵占与掠夺的重要档案,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封二、封三公布的两组历史照片：七七事变爆发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