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与朱熹弟子交游考

在理学官学化的过程中,真德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他私淑朱熹有关,同时也与他积极地同朱熹弟子交游有关。考察与其交游的朱熹弟子,对了解真德秀的道德操守和学术旨趣是十分必要的。     

吕祖谦与《宋文鉴》

吕祖谦与《宋文鉴》陈广胜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是南宋著名的学者,在宋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与朱熹、张合称＂东南三贤＂,其学术亦即吕学,在南宋乾道、淳照之际（１１６５－１１８９）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并列为全国三大学派。吕祖谦家学渊源深...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朱熹与台州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两主台州崇道观,一次提举浙东按行台州,为台州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台州赢得了“小邹鲁”之誉.本文着重从三个角度来论述朱熹在台州的业绩.     

朱熹的民族气节——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

朱熹是我国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思想是中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而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介绍朱熹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的文章可谓多矣,笔者试图从另一个侧面来谈谈朱熹,那就是他的民族气节。     

朱熹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

朱熹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乐文华对朱熹思想的研究，自八十年代起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近年来这一热点持续升温。继１９９０年在福建举行了“纪念朱子诞辰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会议”、１９９２年在台北举行了朱熹国际研讨会和１９９３年在韩国汉城成立了“世界...     

论朱熹文道观与其哲学思想之关系

朱熹的文道观打破了之前文道观旧的思维模式,不再将文与道对立,而是将文与道合一,提出了"文道合一"的观点。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与他道学家"以文为工具"的身份相关,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本文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来探讨朱熹的文道观,发现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气观、道器观、体用观联系密切。因此,从哲学角度来分析朱熹的文道观,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去探讨朱熹文道观与其哲学思想之渊源,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朱熹文道观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     

略论朱长文《易经解》对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

朱熹《周易本义》是最著名的解《易》著作。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是其学术渊源,众说纷纭;二是《周易本义》之《贲·彖传本义》有云:“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此“先儒”为何人,是一桩千古公案。经比对研究可知,“先儒”乃朱熹五世族祖、北宋著名学者朱长文,《周易本义》的直接渊源是朱长文著《易经解》。     

唐仲友的史学思想

唐仲友是南宋中期的著名理学家 ,因与朱熹交恶 ,致使身后学术几近失传。本文侧重从其哲学基础、图谱之学与史论三方面 ,透视唐仲友开创的“经制之学”的特色。唐仲友致力于文化制度史研究 ,运用图谱形式考求三代王制 ,以求推行于当世 ,积极评价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 ,其学术带有浓厚的“致用”色彩 ,在南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评价

儒学经典,自孔子之后,便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最终至宋形成了十三经。其间,不断有学者注疏,也因此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经学以及清代经学三个侧重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分门别类地诠释经学,使经典诠释学各自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汉代重名物训诂,宋代重义理阐发,朱熹所云“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集》卷48《答吕子约》),形象地概括了宋代经典诠释学的特点。所以,要研究宋代经学,就不能不提到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而泛观中国经学史,对朱熹经学思想的研究只有少数分门别类的专著中某一章节的论述,或是散见的数篇论文而已,…     

朱熹:在辞官的道路上奔跑

正我曾有意无意间,对《宋史·朱熹传》中的"辞"字作过一番检索,一检索,吓一跳,朱熹传中的"辞"字竟达三十二个之多,其中除了仅有五个"辞"是文辞等他意之外,其余全部是朱熹辞官的表述,也就是说,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这些字眼在传中几乎随处可见,简直是在做官的道路上不断辞官。那么,朱熹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他为什么要捐弃正道而屡屡辞官呢?     

《道南源委录》与《道南源委》概述

朱衡《道南源委录》与张伯行《道南源委》二书均以人物传记体裁,记述宋、元、明三朝600年间程朱理学人物发展史:由二程、杨时至朱熹一系列学问人物传承纵线发展兼述杨时至朱熹学问交流的横向流衍。二书均以杨时为宗,以朱子为核心理学思想发展史,根据宋明理学家生平,描述理学家一生事迹。文章陈述朱衡与张伯行纂辑目的以及二书的内容特色与学术价值。     

朱熹的醇儒教育研究

朱熹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也是重要的教育家。他的＂醇儒＂教育思想对后世起着深远影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把人培养成为醇儒,然国内外学者们却更多地关注于朱熹的读书六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少有人从教育目标的角度来研究朱熹教育思想。本文从教育目标角度试着分析朱熹的教育思想,主要以醇儒的内涵、醇儒的学习阶段及教育内容、及其教育方法等方面加以论述。     

范浚与秦桧、朱熹关系考论--兼从范浚看道学谱系的生成

本文以范浚与秦桧、朱熹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国家政治、地方士绅、家族後人以及地域文化、道学机制等在范浚形象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视角、利益诉求和隐秘欲望，如何造成了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而探讨道学谱系生成机制的若干问题。范浚对秦桧并无恶感，范浚因秦桧当国而辞贤良方正试之说是後人层累和增饰出来的；朱熹并未拜谒过范浚，世传朱熹所撰《范子小传》系伪作，朱熹对范浚《心箴》的引用亦属断章取义；范浚在南宋道学谱系中位置并不重要，从元代开始，随着乡贤士大夫对范浚的不断推扬，范浚在金华区域文化中位置逐渐凸显，但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学谱系中，道学谱系的生成，涉及道德的正当性、朝廷与地方及家族的助推、师承和传受、思想的系统性与活力性等复杂因素。     

论朱熹的史学表现及其影响

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出发,朱熹并不绝然蔑视或反对史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宣扬了现代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封建伦理纲常,还表达了其史学的经世致用诉求;《伊洛渊源录》也不仅仅做出了现代学者所褒扬的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这一贡献,更体现了朱熹排斥异己、建立道统的历史诉求。朱熹对史学的影响,在后世往往泛化为程朱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明代是一个典型。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经过明初官方化的改造之后,弱化了明代史家的立言意识;过度宣扬的道德因素,也损害了史学的客观性。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于私学领域内发展的经世致用思想,很好地适应了明中后期衰敝政局对学术的要求,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而言,思想的逻辑研究必须置于历史情境之中。     

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朱熹与淳安“三瑞堂”

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朱熹曾到淳安瀛山书院讲学传道,留下“三瑞堂”宝墨,现匾额仍悬挂在康塘村中央洪氏祠堂大门上.朱熹写“三瑞堂”其意何在呢?淳熙元年(1174)朱熹第二次来康塘村,时值阳春,“春笋恕发、蓬实体大、菱子如枕”.对此三异.朱熹认为“草木得气之先者也,和气致祥则动植之物先应焉哉!”是为祥瑞,恰巧,当年康塘村隐士洪志三个儿子长子守成,次子守引,三子守泽,赴京应试.皆得中进士.洪志为张大其门得誉,集资献银造起新祠宇,特请朱熹颜其堂名.朱熹应命,挥笔写下“三瑞堂”三字.并附之以联“三瑞呈祥龙变化,百琴协韵凤来仪”     

朱熹史学观三题

朱熹提出了以史证理、以理阐史的史学观。一方面 ,他把史学研究作为穷理的一种途径 ,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具体史实的了解来把握天理 ;另一方面 ,他又强调史学要以天理为权衡尺度 ,必须要在熟读经书、把握义理之后 ,才能治史。朱熹把史学纳入了理学的轨道。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价值 ,强调治史为当世之用 ,其史学观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倾向。     

新发现的王十朋、朱熹佚文及其文献价值

清乾隆十五年刊《禹山仁村竹氏宗谱》是一部未见著录的罕见版本,书前所载王十朋《东海竺氏家谱序》、朱熹《宋驸马淮宁伯文甫竺公行状》更是不见于两人文集与年谱的重要佚文．堪补《宋史》、《嵊志》与二人文集、年谱之缺,对研究嵊县禹山仁村竺氏一支姓源变迁以及此谱编纂缘起．与夫竺简生平大节、朱熹政治思想倾向,均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